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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過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麥和格萊斯頓的行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意識形態的作用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更加明顯地表現了出來。當時“極右”和“極左”勢力興起，向居統治地位的“中產階級…自由中心”的流行觀念發出了挑戰。但到20世紀30年代末，由於多級化競爭對手力量關係錯綜複雜（在英國，像丘吉爾等保守黨人希望與共產主義的俄國結盟，反對納粹德國；自由主義的美國人雖然支援歐洲的英、法民主國家，但卻想肢解英、法在歐洲以外的帝國），人們難以用意識形態來解釋國際事務。而且，在戰爭中，當務之急是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政治和社會原則的分歧便不得不服從於這一最重要的任務。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西方也十分讚賞俄國人對“巴巴羅沙行動”所做的抵抗。這似乎沖淡了他們原先的相互懷疑——尤其是在美國，美國《生活》雜誌在1943年曾以輕鬆活潑的筆調寫道：俄國人“長得像美國人，穿著像美國人，想法也像美國人”。《紐約時報》在一年後聲稱：“馬克思的思想在蘇俄已經銷聲匿跡了。”這些情緒不管多麼天真幼稚，但有助於向我們說明為什麼那麼多的美國人不願接受以下事實：戰後世界並非像他們想象的那樣，生活在國際和諧之中。例如1946年3月丘吉爾著名的“鐵幕演說”，就在許多美國人中引起了憤怒和痛苦的反應。
但是，俄國和西方之間一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