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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但法國卻仍想趾高氣揚，結果它至少還需多年才能從舊夢中清醒過來。
雖然在1945年大部分英國人理應對這種實力對比感到不平，但他們的國家和英帝國在表面上繼續充當著世界的一個大國。這種做法掩蓋了新的戰略力量對比，也使倫敦的決策人難以在心理上作出調整，以適應政治上的這種衰落局面。英帝國是唯一自始至終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國。在丘吉爾的領導下，它毫無疑問是“三巨頭”的一員。英軍在海上、天空，甚至陸地上的戰績顯著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45年8月，英王的全部屬地（包括香港）都回到英國手中，英國部隊和空軍基地遍佈北非、義大利、德國和東南亞；皇家海軍雖損失慘重，但仍擁有1 000餘艘戰艦、近3 000艘小型艦艇和5 500艘登陸艇；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統帥著世界上的第二大戰略空軍部隊。但是，正如科雷裡·巴尼特有力地指出的那樣，“勝利”並不是
英國保持其力量的同義詞。在英國保持其力量方面，擊敗德國（及其盟國）是一個因素，當然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是因為德國雖被擊敗，但英國也耗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不應過多地考慮“勝利”本身，而應想想勝利的環境，特別是英國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
十分明顯的事實是，為了保證取得戰爭的勝利，英國人嚴重地損耗了自己的實力，美元儲備和黃金儲備消耗殆盡，國內機器裝置磨損嚴重、破爛不堪。英國雖然對其資源和人口進行了超限度動員，但仍然日益依靠美國的武器彈藥、航運、食品和其他物資來維持戰爭。英國的這種進口需求一年高於一年，但其出口卻不斷萎縮，到1944年，英國的出口量只相當於1938年的31％。當工黨政府在1945年7月上臺執政時，在它不得不處理的第一批檔案中，有一份就是凱恩斯關於國家正在面臨的“財政上的敦刻爾克”的備忘錄。這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報告。它指出：英國的貿易逆差巨大，工業基礎已受到削弱，駐海外機構過於龐大，這一切意味著英國急切需要美國提供援助，以取代行將中斷的“租借”物資的供應。如果沒有美國的援助，“我們［2］就須採取比戰時任何時期都要嚴厲的緊縮措施……”這樣，英國便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那樣，不得不修改其創造一個與英雄相稱的家園的目標。但在這時，人們已不可能再相信英國仍處在世界政治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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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9）
然而，英國卻遲遲未能擺脫大國地位的幻覺，甚至那些想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大臣們也未能擺脫。只是在以後的幾年中，英國才認真打算解決下述不可調和的問題：提高生活水平，向“混合型經濟”發展，減少貿易逆差，與此同時還要維持在海外散佈極廣的基地（在德國、近東和印度），保持一支龐大的軍隊以應付與俄國日益惡化的關係。對艾德禮政府的詳盡研究表明，艾德禮政府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例如，提高了生產率，減少了貿易逆差，實施了社會改革計劃，穩定了歐洲的局勢。工黨政府還謹慎地撤出了印度，擺脫了巴勒斯坦###的困擾，放棄了對希臘和土耳其的保證，這樣，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某些越來越沉重的海外負擔。另一方面，英國經濟之所以能恢復，還因為凱恩斯1945年在華盛頓透過談判取得了鉅額貸款，透過馬歇爾計劃進一步獲得了大量的援助，以及英國的大多數商業對手此時滿目瘡痍，無暇他顧。因此，英國經濟的復甦是一種微妙而有條件的恢復。從長遠看，英國在1947年成功的撤退，同樣也有令人懷疑之處。那種撤退是卸掉了無法承受的包袱，但是，這一戰略上的“想象的步法”卻是以這樣的設想為依據的：英國放棄某些地區後，可以根據帝國的真正利益（是蘇伊士運河而不是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石油而不是印度）來重新安排自己的基地。在這時，白廳肯定還不打算放棄依附其帝國的其餘地區，因為從經濟上看，這些地區對英國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後來世界進一步發生震動和把自己拴在這些地區的代價日益增大，才迫使英國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一次進行了估價。然而，與此同時，英國仍是一個雖承擔義務過多但仍很強大的戰略實體，在分裂成兩大勢力集團的世界中，英國要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國；美國則成為英國最有用的盟國和重要的戰略合作者。
但是，英法兩國政府的所有努力無疑都不能挽回“歐洲時代結束”的趨勢。在戰爭中，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增長了50％以上，而整個歐洲（不包括蘇聯）卻下降了25％。歐洲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