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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法再回到這種大規模殺傷武器沒發明之前的世界，華盛頓和莫斯科便把越來越多的資源用於發展核技術，準備核戰爭。雖然英法兩國20世紀50年代也在大力發展原子武器及其發射系統，但從擁有的飛機、導彈和核武器本身來看，只有兩個超級大國可稱得上核國家。
這場爭鬥中的最後一項重要內容是，俄國和西方在全球範圍內競相成立軍事聯盟，競相尋求新夥伴，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國家站到對方一邊。在二次大戰後的最初幾年裡，處於有利地位的美國進行了大量結盟活動。當時的情況是：美國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許多空軍基地，並在許多國家駐有軍隊；許多國家希望華盛頓向它們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相比之下，蘇聯則處於不利地位，它的當務之急是重建家園，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使邊界的確定對自己有利，它沒有足夠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去把戰場拉遠。儘管在波羅的海地區、芬蘭北部和遠東俄國領土有所擴張，但它基本上仍是一個大陸性超級大國。另外，現在看來有一點很清楚，斯大林對外部世界、對西方疑慮甚深，且奉行謹慎的政策。他擔心，西方不允許蘇聯公開進行共產主義擴張（如1947年的希臘）。同時，斯大林對不願當“蘇聯傀儡”的鐵托、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也很不放心。1947年，共產黨情報局成立。而且，蘇聯仿效20世紀30年代（甚至1918—1921年）的做法，大肆宣傳支援世界革命。但實際上，蘇聯在這一時期採取的政策是儘量避免捲入國外糾紛。
然而，如上所述，華盛頓卻認為，蘇聯在一步一步地推行一項以共產主義統治世界的總體計劃，必須加以“遏制”。1947年，美國對希臘和土耳其作出承諾，是華盛頓的政策發生變化的第一個徵兆；1949年北約的成立，則是美國政策發生變化最明顯的標誌。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北約成員國增多。這表明美國決心保衛歐洲大部和中東一部，即從斯匹次卑爾根群島到柏林牆到土耳其在亞洲的邊界。不過，這只是美國承擔過多國際義務的開始。里約條約［3］和與加拿大的特別協定的簽訂，意味著美國要負責保衛整個西半球。美、澳、新條約的締結，則使美國又對西南太平洋的安全承擔了義務。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東亞發生的軍事對抗，導致美國簽訂了許多雙邊協定，使華盛頓做出了援助日本、南朝鮮、臺灣和菲律賓的保證。1954年，東南亞條約組織成立，從而使美國將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巴基斯坦、泰國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援，共同對付在這一廣大地區發生的侵略戰爭。在中東，美國倡議成立了另一個地區性集團——巴格達條約（後來稱為中央條約組織），這使英國、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共同對付顛覆侵略有了組織保證。在中東的其他地區，美國與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則締結了特別協定。這不僅是由於美國人與猶太人關係密切，也是1957年出籠的“艾森豪威爾主義”要求美國向阿拉伯國家提供援助的結果。1970年初，一位觀察家寫道：
美國在30個國家駐軍100萬，是4個地區性防務聯盟的成員，還積極參與另一個聯盟的活動。此外，它與42個國家有雙邊防務條約，參加了53個國際組織，對全世界近100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
對如此繁重的國際義務，就是路易十四和帕麥斯頓也會感到不堪重負。可是，在一個迅速變小、各部分緊密相連的世界裡，美國逐步負起這些責任也是合乎邏輯的。開始，美國人宣稱朝鮮不很重要，但這卻導致了共產黨人的進攻。這種情況發生之後，在一個兩極世界裡，華盛頓應在何處建立自己的防線呢？1965年，迪安·臘斯克指出：“地球已變成一個很小的行星。我們應該關心它的一切，即關心它的陸地、水域、大氣層和外層空間。”
斯大林時期，蘇聯向國外輸出軍事力量的能力較弱，在世界各地的影響也較小；斯大林死後，蘇聯在各方面獲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顯而易見，赫魯曉夫想使俄國受到尊重，甚至熱愛，而不想讓人們害怕俄國。他還想減少軍費，增加農業投資，多生產消費品。他的外交總政策反映了他有結束冷戰的願望。他不顧莫洛托夫的反對，從奧地利撤軍，將波卡拉和旅順兩個海軍基地分別歸還芬蘭和中國，並與南斯拉夫改善了關係，認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只一條”（這一觀點遭到了他的許多同事和毛澤東的反對）。儘管由於西德加入北約，1955年華約正式成立，但赫魯曉夫願意與波恩建立外交關係。他還渴望與美國改善關係，儘管他的反覆無常的行為和華盛頓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