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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政治家和空軍元帥的觀點並無二致。使蘇聯領導人對自己的看法產生懷疑的原因可能是，他們的敵國多次使用了水面艦艇部隊，如1956年英法聯軍依託海軍艦艇攻擊了蘇伊士地區，1958年美軍在黎巴嫩登陸（從而阻止了俄國支援的敘利亞軍隊的擴張），在1962年的導彈危機中美國軍艦在古巴周圍水域建立了警戒線。克里姆林宮（在有影響的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的敦促下）從這些事件中得出的結論是，俄國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在世界大國的爭奪中將永遠處於不利地位。由於美國海軍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裝備“北極星”導彈潛艇，蘇聯人更深信這一結論的正確性。結果是，蘇聯海軍中的各類艦艇（如巡洋艦、驅逐艦、各式潛艇、航空母艦等）數量大增，蘇聯在遠洋海域部署的艦船迅速增加。這以斯大林未曾想過的方式向西方各國在地中海、印度洋等水域的海軍優勢提出了挑戰。
各國觀察家把戈爾什科夫時期蘇聯海軍力量的增長，與40年前蒂爾皮茨時期德國海軍力量的增長做過多次比較。這些比較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挑戰的性質。即使蘇聯決心與西方進行新的“海軍軍備競賽”，它的海軍艦隊在實力上要趕上美國海軍耗費巨資建立起來的航母艦隊，也要數十年的時間。1945年後，軍備競賽中真正起到革命性影響的方面發生在其他領域，在原子武器及遠端導彈的設計領域。儘管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造成了極其可怕的傷亡，但仍有人認為原子彈只是“另一種炸彈”，而不把它看成是人類殺傷能力的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而且，1946年巴魯克倡導原子武器研製國際化失敗之後，西方出現了一種可使人高枕無憂的思潮，認為美國壟斷了核武器，“戰略空軍司令部”的轟炸機可抵消蘇軍在地面部隊方面的巨大優勢。西歐各國還認為，對蘇聯軍事入侵的回答將是，美國（以後還有英國）的載有核武器的飛機的轟炸。
技術革命，特別是蘇聯的技術進步，改變了一切。1949年俄國原子裝置爆炸成功（這比大多數西方人預計的要早得多），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更令人驚異的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就生產出遠端轟炸機（如“野牛”式轟炸機）。美國人不僅認為這些飛機能飛抵美國，還揣想（這是錯誤的）這些飛機的數量已超過美國。關於蘇聯轟炸機數量的爭論表明，得到蘇軍作戰能力的確切情報相當困難，美國空軍經常誇大蘇聯空軍的力量。儘管如此，又過了幾年，美國可免受攻擊的時代就結束了。1949年，美國政府決定生產一種新的“超級”炸彈（即氫彈）。這種炸彈的殺傷能力大得令人吃驚。氫彈的問世似乎再次使美國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中期，這一點在杜勒斯的氣勢洶洶的報告和空軍的作戰計劃中都有體現。在這一時期，美國計劃一旦下一次戰爭爆發，就對俄國或中國實施“大規模報復”。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中，很多人私下對“大規模報復”戰略可能導致的後果表示不安。因此，他們要求加強常規兵力和研製戰術（即“戰場”）核武器，以避免進行無限制地使用戰略核武器的“大決戰”。但是，對大規模報復戰略的主要打擊則來自俄國。1953年，即在美國之後9個月，俄國也進行了氫彈試驗。而且，蘇聯政府還將大量財力物力用於發展德國戰時開發的火箭技術。到1955年，蘇聯已批次生產中程彈道導彈（SS…3）。1957年，蘇聯又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射程達5 000英里，所用的火箭發動機在同年10月又將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了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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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17）
俄國人在軍事上取得的這些進步使美國人受到很大震動。這就是說，美國的城市和轟炸機部隊都可能遭到蘇聯的突然襲擊。於是，華盛頓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洲際彈道導彈，以便縮短與蘇聯的所謂“導彈差距”。但是，核軍備競賽並不僅限於這些方面。1960年以後，美蘇不僅大力發展從潛艇發射彈道導彈的技術，還生產了多種戰術核武器和近程火箭彈。與此同時，美國“思想庫”的戰略制定者和文職分析家們，還在絞盡腦汁地制定根據“靈活反應”戰略的要求對戰爭升級過程中每一階段進行控制的計劃。不管制定出的計劃多麼周密，它們都必須涉及如何將核武器納入打常規戰爭的傳統戰法這個極難解決的問題（例如，美國戰略家意識到，戰場核武器會很快將大半個德國化為焦土）。如果美蘇雙方都向對方的國土投擲大當量氫彈，那麼相互造成的傷亡和破壞將是空前的。由於陷入丘吉爾所說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之中，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