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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組織上全力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並作出了大力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黨中央明確提出：鑑於日寇大量增兵，華北敵佔區日益擴大，我方鬥爭日益艱苦，以及國民黨可能的公開反共和投降，全國性突然事變可能到來，我軍決不能限死在黃河以北不入中原，故“華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線”。“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以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根據這一戰略方針，黨中央令八路軍主力兩萬餘人由冀魯豫分路南下，會同新四軍第四、第五、第六支隊以及江南指揮部已到達蘇北的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共同完成發展華中的任務。
1940年3 月，顧祝同調集五個師、一個旅，連同地方保安團約十八個團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貴池、青陽、績溪、寧國、宣城、繁昌、南陵、涇縣一帶，還加強了溧水、高淳、郎溪、廣德、宣城之線，企圖切斷新四軍皖南，蘇南之聯絡，造成圍殲皖南、威逼蘇南之勢。同時，在大兵壓境的態勢下，勒令新四軍將江北第四、第五支隊和葉、陶部南調。
皖南地處敵後，在國民黨三戰區包圍圈中。蘇南是新四軍對日作戰和向東向北發展的基地。以當時新四軍的兵力來看，暫難在皖南、蘇南兩處作戰。
為此，陳毅、粟裕建議皖南軍部應向蘇南靠攏。
4 月26日，中央覆電陳、粟，同意他們的建議，指示“皖南軍部速移蘇南為宜。”但項英又動搖起來，以種種藉口拒絕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將葉、陶部調回皖南。
黨中央斷然拒絕了項英的要求，於1940年5 月4 日發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重要指示（簡稱“五四”指示）。“五四”
指示強調指出：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為投降作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不應該強調統一。如果不鬥爭，就將再犯1927年的錯誤。中央還就我在敵後地區的發展方針著重指出：“不應強調華中特殊而坐失發展時機，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
陳毅、粟裕當即召集幹部會議，傳達“五四”指示精神。項英卻向中央撂了挑子，認為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新四軍的領導已在思想上犯了路線錯誤，在行動上存有拒不執行中央方針的行為。他“當然不能繼續領導而且也無法領導”新四軍的工作。
6 月，蔣介石部署的由顧祝同、冷欣、韓德勤、李品仙從南、北、西三方面向新四軍圍攻的陣勢已經形成，至此我皖南、蘇南部隊已無法集中；江北幾支部隊協力發展華中的計劃進展也十分艱難，新四軍現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時對付頑固派的進攻。形勢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後抉擇的關鍵時刻。
6 月15日，陳毅同粟裕相商後，當機立斷，急電中央：決心將部隊移往蘇北，“再不決定”，必致蘇北、蘇南兩方受損。“
美麗的蘇北，垂柳環繞，池塘如鏡，河裡白帆點點，遠山在霧中飄浮，就像一幅絢麗的油畫。
就在這風光旖旎的蘇北，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經形成。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此時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
韓德勤本來就是一個反共專家。抗戰之前他曾率兵去江西蘇區“剿共”，與工農紅軍多次交鋒。他的部隊被打跨，自己也被活捉，由於紅軍政策寬大才得以釋放。粟裕對韓德勤也並不陌生。第五次反“圍剿”時，粟裕率部從高興圩撤向富田南邊白雲村，途中碰到韓的一個師，粟裕率士兵們一個衝鋒，像吃豆腐一樣，一下子就把它消滅了，繳獲頗豐。現在的韓德勤，粟裕經過進一步調查瞭解到，他在蔣介石的支援下，依靠嫡系主力第八十九軍和獨立第六旅等武裝，實行苛捐重賦，魚肉人民。當地老百姓流傳著一首歌謠：天上有顆掃帚星，地上有個韓德勤，手下白養幾萬兵，專門欺壓老百姓。
韓德勤不僅不抗日，而且極力鎮壓愛國運動，摧殘抗日力量。1939年春，韓部突然圍攻東海縣抗日武裝——八路軍獨立第三團，殺傷該團團長以下數百人。同年夏，又圍攻活動於高郵湖以北閔家橋地區的抗日遊擊隊，慘殺該游擊隊領導人陶容以下數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