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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下學會了帶兵打仗。我參加了建設井岡山根據地、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和中央根據地的鬥爭，經歷了反“會剿”、反“進剿”、反“圍剿”的戰鬥，黨和人民給了我很重的擔子，我不能辜負毛澤東、朱德同志的諄諄教誨和培養，我不能忘記養育我成長的根據地人民，我要對得起無數革命先烈。就這樣，我懷著革命事業最終一定會勝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四章北先遣南挺進困境求壯大1934年7 月初，紅軍面對的局面已相當嚴重。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集中兵力從東、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據地中心區逐步推進，在紅軍方面，以王明為代表的自命為“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不懂中國國情而領導中國革命，不懂軍事而指揮革命戰爭，把中國革命推進了災難的深淵。
自1934年7 月初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到1935年1 月在懷玉山失敗，全部過程處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時期。
1979年底，粟裕請教葉劍英：抗日先遣隊是否是在王明“左”傾錯誤指導下派出的？
葉劍英答說：“五次反‘圍剿’初期，毛主席主張過把紅軍主力挺進到蘇浙皖贛地區，以打破蔣介石的‘圍剿’，當時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沒有采納。後來派出先遣隊，主力紅軍已經要作戰略轉移，那時毛主席處於無權地位。”
在粟裕向葉劍英請教之前的1973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曾經就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一事向朱德請教，朱德答覆說：“是準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向西南部轉移）。”
粟裕說，朱德和葉劍英的談話指明瞭北上抗日先遣隊派出的歷史背景和實際意圖。
抗日先遣隊出發之際，由於種種原因，身為先遣隊重要指揮員之一的粟裕並不瞭解先遣隊北上的真實意圖。
若干年後，他看到中央給抗日先遣隊下達的作戰任務的訓令和政治訓令。中央賦予抗日先遣隊的任務是：深入到敵人深遠後方閩浙贛皖諸省，最高度地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最高度地開展反日運動，把群眾的反日鬥爭發展到武裝民眾的民族戰爭的高點；透過在敵人深遠後方的反日民族解放運動及土地革命的發展，促進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
上述任務的確定，顯然是一廂情願。在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蔣介石絕對不會由於我黨北上抗日號召的提出和一支較小部隊的出動，就抽調走大量兵力，放鬆對我中央蘇區主力紅軍的“圍剿”。再者，在當時整個紅軍作戰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八萬主力紅軍都呆不住了，卻要求先遣隊這支六千人的部隊（其中還有一半新戰士，僅僅一千多條槍），深入到蔣介石國民黨的閩浙贛皖腹心地區去“最高度地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更是完全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想。
1934年7 月初，紅七軍團從福建連城地區調回瑞金待命。
部隊到瑞金後，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及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接見了紅七軍團的主要領導人尋淮洲、樂少華、劉英、粟裕，當面交代任務，宣佈紅七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這次行動的目的地是皖南。當時皖南有幾個縣發生了群眾暴動，建立了一小塊蘇區。
這支隊伍，編制不足，名為一個師，實際相當於一個大團。武器不足，全軍團僅有長短槍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輕重機槍和六門迫擊炮。許多戰士背的是梭鏢。
抗日先遣隊保持軍團體制，尋淮洲為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治委員，曾洪易為隨軍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組成紅七軍團軍事委員會，決斷一切政治軍事問題。劉英為軍團政治部主任，粟裕為軍團參謀長，他倆不是軍團軍事委員會成員。
在部隊領導集體中，尋淮洲參加過秋收起義，是在革命戰爭中鍛鍊成長起來的一位優秀的青年軍事指揮員。他艱苦樸素，聯絡群眾，作戰勇敢，機智靈活。但是，當時“左”傾宗派主義的領導者對紅軍中原來的幹部不信任，尋淮洲雖是軍團長，卻沒有實權，難以有所作為。紅七軍團的領導權實際上由曾洪易、樂少華兩人掌握。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閩浙贛蘇區任中央代表和省委書記，積極推行“左”
傾錯誤政策，造成了極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隊，面對險惡的鬥爭環境，他悲觀動搖，後來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