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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扼住那天鵝般優美頸項的衝動。
朱迪說完了。他抬眼看著她，淡淡說道：“很好。謝謝！”再轉向維克多，“我希望你們能再給我一點時間。我們再見面時，我想知道你讀完這些資料後能告訴我一些什麼。”他邊說邊從公文包裡拿出了幾個月來收集到的全部資料——美國的、日本的、歐洲的，也包括魯軍報告的摘錄、他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與性觀念和魯軍其人的概要介紹。大約有二百多頁紙，遞給朱迪。
他們約定了再次見面的時間。
就在他們約定時間的前兩天晚上，他收到了魯軍的傳真。
再次見面時，成懷仁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有利的條件：他們制定了兩套方案、兩種報酬方法：其一，用正常的、專業化的、高效率的工作吸引魯軍同意從成懷仁手裡購買裝置；這樣做，朱迪也應該用純粹女人的魅力吸引魯軍。如果不行，朱迪就要進行“秘書專業以外的工作”了；屆時，成懷仁交給她一張工作完成後承兌的支票，她便轉入操作第二套方案。
老廳長開會時當眾睡著，使成懷仁下決心用無情的手段對付魯軍們；但他沒有馬上付諸行動。於得海的來訪，促使他最後下定了決心。本來，他很不願意魯軍們見到熟悉美國情況的朋友。這也是他把時間安排得極為緊張的原因之一。他太知道阿喀門農的腳後跟——整個計劃的薄弱點在哪裡了：只要有人查一查公司註冊的時間和信用，就一切都抓瞎了。而這在美國又偏偏是舉手之勞；只有這些國內剛出來的土老冒才會以為和國內一樣，把這看得比登天還難。到了紐約，魯軍用他結結巴巴的英語叫通電話時，他恨不能奪下電話筒來，可他實在沒有理由不讓他們老同學見面。於得海是星期天來的，他破例安排大家去參觀聯合國總部，希望他們沒有時間深談。結果，吃完午飯回到賓館，魯軍就笑嘻嘻地把大家推出了房間，說他哪兒都不去了，要和十年沒見的老同學好好聊聊。一下午，他都是在提心吊膽、惶恐不安中度過的。他有個極壞的預感：這於得海不是個好東西，他會壞事！
晚上，送走於得海，魯軍果然來邀他，說是出去散散步。在街上，魯軍誠懇地告訴他：非常感謝他的大力幫助。沒有他的幫助，他們不可能進行如此富有成效的考察。魯軍說，省裡有規定，引進國外大型裝置必須貨比三家；因此，雖然自己很希望與成懷仁合作，但結論只能下在歐洲的考察之後。因此，他想付給成懷仁此次幫忙的報酬，希望成懷仁不要客氣。
他還鄭重邀請成懷仁，“回國看看，以你我雙方公司的實力，我們一定可以在很多方面卓有成效地合作。”
成懷仁料到了魯軍一定會這樣講，他當然知道魯軍講的合情合理，可還是不由自主地產生了極強烈的受騙上當、被人利用了的屈辱心理。“報酬？你付得起嗎？”他恨恨地想，攥出了兩手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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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軍說完後，他沒有講話，兩人默默地走著。良久，他站住，看著魯軍的眼睛，平靜而誠懇地說：“我不在乎眼前的一點蠅頭小利，往遠看吧。我會認真考慮你的建議的。能幫助國內的朋友做點事，我很高興。咱們來日方長。”
魯軍蠻感動，暗想：就是於得海這小子，在美國呆的，總喜歡把人往壞想。
回到賓館，分手時，兩人頗有點兒悲壯的情懷，無言地、緊緊地握了握手：就像深有默契、一切盡在不言中似的。
當晚，成懷仁將支票交給了朱迪。
第二天離開紐約。晚上，成懷仁說有些事情需要和魯軍討論。此後，開房間時，他便一直與魯軍住到了一個房間。
一天晚上，魯軍拿起電話，說要給於得海打個電話。成懷仁破天荒地開著玩笑，從魯軍手裡奪下了電話：“算了吧，閣下那一口英語，我都替接線員難受！我來吧。”在魯軍告訴他號碼時，他用電話遮擋著，有意按錯了一個號，結果沒人接。連打三次都是如此，弄得魯軍不好意思了：“算了算了，明天再說。”
成懷仁悵悵地放下話筒：“你這個老同學，怎麼搞的？何至於忙成這樣！”
第二天，他要來了於得海單位的電話號碼，說是抽空聯絡一下。電話打通了，他大喜過望：於得海當天早晨剛剛出發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五日後返回。對方說，於得海臨走時再三關照：如果是來自中國的魯先生打來電話的話，務必要轉告他自己在會議上和住處的電話號碼。成懷仁假裝在一張紙上劃了幾筆，根本沒記那一串兒阿拉伯數字。“他參加學術會議去了，五天以後回來。他留話說，想託你帶回中國的東西沒準備好，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