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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園舊書攤與歷史寫作（1）
——《帝國政界往事》寫作自述
潘家園舊書攤相當準確地傳達和體現出了首都居民圖書閱讀中的好惡與淘汰機制。我在寫作“帝國政界往事”系列時，如果說遵循了什麼寫作原則的話，那就是時時刻刻警告自己：不要為潘家園舊書攤提供甩賣的貨。
一
我差不多每個週末都到北京潘家園去淘舊書。時間久了，發現有兩類書時常以一兩元錢一本的價錢在那裡被甩賣；甩賣者叫喊得很熱鬧，卻少有問津者，估計其不久後的歸宿只能是造紙廠的紙漿池了：
一類是成堆的新書。這些書包裝漂亮，用紙考究，印製精美，時常起了個聳人聽聞的書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國文史界名人名家為號召，內容則大體上是所謂“攢”——由寫手們抄來抄去東拼西湊起來的；據說，這類書的策劃和製造者們所瞄準的，並非是讀書人口袋裡那不多的鈔票，而是那些不讀書卻有錢的各級官員和各類大款們，供他們擺在碩大的客廳或辦公室豪華書櫃裡，以示品味的。於是，書商們得到了錢，擺書者得到了品味，剩餘的就來到了潘家園舊書攤。
另一類則新舊雜陳，細細看去，常令人生髮觸目驚心之感慨。原因是：裡面聚集了大量我國史學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書。翻開來再看，就會發現，從史料的選取，到史識的應用，如教師爺一般，充滿了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的不容置疑的結論，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話說，真正是語言乾癟，面目可憎，的確稱得上不忍卒讀。由此明白了這些書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而另一類歷史讀物，老幾代的如王國維、陳寅恪、費正清、史景遷、黃仁宇、唐德剛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吳思、茅海建、張鳴、于濤等人的作品，在那裡則全無蹤影。數年間，我在潘家園細細搜尋，於此基本沒有斬獲。和攤主們聊天時，他們告訴我，其基本貨源，以廢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區走街串巷收破爛的為主。由此可知，潘家園舊書攤相當準確地傳達和體現出了首都居民圖書閱讀中的好惡與淘汰機制。其間，讓人無法不產生時代演進之滄桑感慨。讀書、寫書、出書者實在不可不察。
我體會，“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說今天的生活是歷史的延續；其二則說今日的人們應該用更新、更符合當代人類智慧發展水平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只有這樣，以往發生的一切對今天的生活才會有借鑑意義。換句話說，如此，歷史才會給人們提供更多的智慧。
這就要求從事歷史寫作的人，必須忠實於已經發生過的歷史事實，從真實的、活生生的史實出發去描述與理解歷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論去圖解歷史。那種不由分說地愣把史實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歷史著作和教科書，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學作品一樣，不太可能會有生命力。
我在寫作《帝國政界往事》系列時，如果說遵循了什麼寫作原則的話，那就是時時刻刻警告自己：不要為潘家園舊書攤提供甩賣的貨。
二
曾經有人問一位西方的學問大家：如果讓他在十個不同的時代和國家生活，他會怎樣選擇。這位金髮碧眼的大學問家第一志願，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國的北宋時代。我想，我同意這位大學者的選擇。但要加一個限定詞：就是我的第一志願是選擇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間。
寫《帝國政界往事》“大宋篇”時，和閱讀宋史時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這個朝代的農業、手工業、科學技術進步、對外貿易與國際交往、城市建設與發展、文化事業、教育事業，差不多都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巔峰。我國的四大發明有三項是在宋代大規模投入使用的，當時最大的私立大學可能達到了上萬人的規模。宋代文化輝煌燦爛，所產生的歷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串，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而同樣是在宋代，釀成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飛之死；產生了我國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壞蛋——秦檜；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恥辱——靖康之恥，兩代國家元首成為敵人的俘虜。還有許多許多。在我國所有大一統帝國中，宋代又是最為“積貧積弱”的一個朝代。
這一切是怎麼形成的？
我理解，歷史寫作的任務，就是不但要告訴人們歷史真實是怎樣的，還要告訴人們，為什麼是這樣的。過去，我們讀到了太多對上述問題的解釋。至少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