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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在時間中發酵後，在我國社會生活中造就了一種相當普遍的傳統心理，那就是北宋覆滅之後，力主抗金並戰績輝煌的岳飛被冤殺，形成了一種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彈的民族情緒。人們習慣上不願也不敢把責任歸結到皇帝宋高宗身上，於是，秦檜便被指為罪魁禍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內奸，是標準的奸臣。在一定意義上，這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到了後來的諸多世代，每當出現或將要出現戰爭狀態時，人們就會特別容易由此生髮出聯想，從而，進入到一種相當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這種情形大體如下：
在北宋之後數百年間，帝國內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種相當難以化解的剛性思維模式：只有對外採取強硬手段的主張，才能夠獲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援，並被認為是忠誠與正派的；而希望透過互惠互利來緩和緊張局勢的想法，哪怕這種想法純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別容易被指斥為心術不正或者居心叵測，並使持有這種主張的人常常面臨著兇險的後果。他們時常需要冒的風險，就是被指斥為秦檜的同志。由此，在帝國官場形成了一種無藥可救的歷史後遺症，導致眾多的官員不願擔負責任，哪怕錯失良機。
在《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中，我曾經用很大的篇幅敘述了大宋帝國基本國策的形成過程。為了更好地理解孫覿的立場，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敘述。
——事實上，有宋一朝，在對外主和的人物中，經常有一些人，不論在當代還是在後世都很聲名卓著，享有極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聲、或者人望；很難用主戰還是主和來區分這些人的忠奸好壞。原因就在於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所開創的帝國傳統，即偃武修文、重文輕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國策。在這種基本國策之下，很難想像人們會鼓勵那種好戰的態度。這使那些試圖以“戰”還是“和”來區分所謂忠奸善惡的人們，勢必面臨著永遠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
錯誤年代裡的尷尬人生（4）
大宋帝國執行得相當徹底的重文輕武、偃武修文基本國策，到孫覿生活的時代，早就已經成為帝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風尚，從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秦少游、柳永、李清照、辛棄疾、陸游這些名字裡，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這種時尚的魅力。可以說，宋朝經濟文化的輝煌燦爛，絲毫不遜色於漢唐明清任何一個偉大帝國，甚至可能還要更好。孫覿正是在這一文化傳統中培養出來的一位文人才子。
仔細觀察趙匡胤開創的帝國傳統，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這位純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為自己的整個朝代，建立起來一個偃武修文的堅定信念，那就是：必須徹底地防範、裁抑、限制軍人武夫們的權勢，否則，他們就會驕橫跋扈，尾大不掉，為害國家。為此，他的做法稱得上是不惜代價。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間，樞密院長官基本上都是由文臣擔任的。個別武將出掌樞密院，很快就會受到猜疑而去職。最有名的當數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將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擔任執政後，遭到文官普遍的、極力的反對，曾經為此掀起過一場真正的軒然大波。而其中反對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國人最崇拜、最敬愛的包拯包青天。儘管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名將。但是不行！武將們耀武揚威為非作歹的時日太久了，給人們留下的惡劣印象太深了。他們必須受到裁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須保持恭敬。
有了這樣的先例，我們再來觀察孫覿斥責岳飛“驕橫”，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到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時，繼續貫徹以文制武的方針。“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聽指揮。”就是說，全國各部隊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將的出入戰守必須在文臣的督率節制之下行事。這一制度立即成為帝國傳統與慣例。這相當令人不安。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畢竟是要伐謀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習戰陣的文臣甚至要來指揮一場戰役乃至戰鬥，這就未免有點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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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算。大宋帝國的趙家天子沿著真理的道路繼續前進，使真理不止走過了一步，而且是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謬誤。如宦官督責監軍與陣圖鉗制即是。
宋代宦官監軍的陋習，始於宋太宗趙光義。他任用的宦官王繼恩，在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時，胡作非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