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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學美術的，學油畫，在我考入大學時，我的夢是想當米勒那樣的畫家，後來興趣漸漸轉到文學上了，大概這是命中的事吧。不是《收穫》，可能現在文壇上就沒有何頓。我在八十年代末時活得很灰心，家裡除了一櫃於書和兩抽屜沒有發表的作品（後來搬了三次家，把這些稿子燒了），其它一無所有。我在妻子的怨聲中，沒法理直氣壯地坐在桌前讀啊寫了，就棄筆去搞裝修，居然賺了一些錢。但立志文學的心卻不死，在這個裝修與那個裝修的間歇裡，寫了箇中篇小說《生活無罪》，投到這個刊物那個刊物都遭到了退稿的待遇，後來鼓足勇氣投到我非常景仰的《收穫》，沒想在肖元敏女上手上發了。這個肖元敏當然是《收穫》的肖元敏！這幾年，我自然沒幹裝修的事了，儘管裝修比寫小說賺錢！我是個完全靠寫作維生的人，還要靠稿費養活女兒，所以比較勤奮。
我在寫作中信守“行成於思，毀於隨”。這話是韓愈說的，我曾經把這個句子抄在紙上，又貼在記事牌上，充當我每天寫作的座右銘。我一般是有了一個構思，而構思又在腦海裡想好了後，就每天上午寫作（直到寫滿三千字才休息），下午便看看書，晚上則出去玩，去熟悉自己想要去熟悉的朋友，增加點生活素材。我目前正在寫一部書名為《大水》的長篇小說，不是寫抗洪救災，而是寫一對青年夫婦在當今這個社會里受到的壓抑，想探索人性方面的一些東西。
附錄二
何頓：“晚生代”與世俗關懷
一、
作為今年6月份出版的《小說界》封面人物，坐在我面前的何頓已經少了那把鋼刷似的絡腮鬍子，在家裡穿著短褲打著赤膊，吸著“白沙”煙，說一口長沙話的隨意侃談，使我更為真實地感覺到他以及他那讓人嚇一跳的小說境界。
文學界最近冒出個“晚生代”的名詞，以區別於前兩年著眼於世俗生活描述的“新寫實”作家群，如劉恆、劉震雲、池莉、蘇童等，而何頓便被認為是“晚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這種直面俗世的膽略和平淡如水的手法，構成了“晚生代”作品的逼人風景。
然而等我問起何頓對這一界定的看法時，他卻說，什麼“代”不“代”，都是評論家的劃法。他只認一條，就是把小說盡量寫得“像”，寫得讓人看後“哦”一聲。就這麼回事。
1993年起在《收穫》發表中篇小說《生活無罪》而引人注目的何頓，以後便在《大家》、《鐘山》、《上海文學》等純文學雜誌上屢屢亮相而一發不可收拾，且讓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讀完後都會或長或短地“哦”一聲。其中，《我們像葵花》、《就這麼回事》、《我不想事》、《弟弟你好》、《荒原上的陽光》、《太陽很好》等尤為引人注目。前兩部（長篇）已分別被杜憲和張藝謀購去影視改編權。何頓現已經出版了4箇中長篇小說集，另有一套多卷本的文集正待出版。在人們言及純文學便有點理不直氣不壯的如今，何頓的作品卻在一部又一部不經意地冒了出來，無疑有點讓人驚奇。
二、
因仰慕美國軍事奇才巴頓將軍而將自己改名為何頓的他，其實早在1989年就開始發表作品，只是到了1993年在《收穫》發表中篇《生活無罪》，反響很大，才使他從文學夢的低谷中走出來，並因此鼓足勇氣。在人們紛紛下海的年月，他卻由一個幹了好幾年裝修的小老闆抽身而出，坐到家裡的電腦前，一個字一個字地鋪就他的專業文學之路。
何頓作品充滿一種對都市世俗生活的關懷。他以前也寫過農民、教師、大學生等，但真正找準自己位置的是對90年代社會經濟變革中所冒出的都市“新人類”的刻畫。從學校辭職職到自己幹裝修一行的經歷，使他有可能與這些形形色色“在社會上混”的人接觸，並且有時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員。“混”在長沙話中是要有一點本事才可在社會上立足的，一個“混”字道出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選擇。這些人是新的市場環境中的存在，他們不靠工資收入來養活自己，而是在市場中獲得生活的基本資源，靠削尖腦袋去掙錢，並在其中獲得心理和肉體的快慰。他們不是大款，他們是自己給自己打工的一群人：也許只是開一摩托車修理店或一個擯榔煙攤，搞一個時裝精品屋或者家用電器店，或者買一輛中巴開開，販贖和走私一點洋菸與電器，頂多成為一個裝飾公司的老闆或者一個百頁窗簾廠的廠長、歌舞廳的經理。他們構成了整個城市的予盾方面。他們的情感傾訴和行為方式與80年代初剛剛開放時的地攤主兒們不可同日而語，卻又是那樣一脈相承。他們中許多人都是憑本能慾望而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