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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控制。1990年春天戈爾巴喬夫延遲決定設立總統職位的時候，取消黨的領導地位的問題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戈爾巴喬夫想廢除規定黨的領導地位的憲法第六條，以便為多黨制政治開闢道路。1990年2月，黨中央全會決定修改蘇聯憲法，但僅僅是削弱而不是廢除憲法第六條。
對於國防部（以及武裝部隊的其他組成部分——克格勃的邊防部隊和警衛部隊、內務部的內衛部隊）來說，這一變革對總政治部的地位提出了質疑。總政治部是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下屬部門，它一直對自己的這一地位感到滿意。它會繼續存在嗎？它遍佈武裝部隊的龐大的政治機構怎麼辦？它共有約八萬人，全部是軍官。它有自己的教育機構——為首的是位於莫斯科的列寧軍政學院。它有自己的理論刊物——《武裝部隊共產黨人》，為對全體軍人進行日常意識形態的灌輸提供指導和大量的材料。它的軍官控制著武裝部隊的報紙《紅星報》。
第7節。巨大的政治挑戰
巨大的政治挑戰
實現蘇軍非政治化並非易事。總政治部不僅代表著其成員狹隘的利益，而且是體現布林什維克黨與其武裝集團——“紅軍”早期結合一體的“紀念碑”。它早期的幾任主任都是來自布林什維克黨的高階官員。1917年，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斯米格拉是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1920年代的總政治部主任謝爾蓋古雪夫、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和安德烈布勃諾夫，都是傑出的布林什維克；1930年代，揚加馬爾尼克、列夫梅赫利斯均有長期擔任非軍事部門黨組織職務的經歷。“二戰”後早期的總政治部主任都有在地方黨組織任職的經歷，有此經歷的還有阿列克謝葉皮謝夫，他從1962年開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直到1985年7月他77歲高齡時退休。很明顯，由葉皮謝夫推薦的他的繼任者阿列克謝利濟切夫卻是個例外。他沒有在非軍事部門黨組織任職的經歷，僅僅是在政治部門工作的一名政治軍官，他由駐德蘇軍政治部主任升任總政治部主任。最後一任總政治部主任是尼古拉什利亞加，1990年1月他被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之前，在中央委員會行政管理部工作。
總政治部在中、高階軍官中都有支持者，這一點在1990年6月舉行的俄羅斯黨代會上變得非常明顯。當時的伏爾加河沿岸—烏拉爾軍區司令阿爾貝特馬卡曉夫上將氣憤地對戈爾巴喬夫說，“軍隊共產黨人”是不會放棄黨的意識形態的。到1990年後半期，像阿爾克斯尼斯上校一類的年輕軍官在此問題上走向了極端，他們公開要求戈爾巴喬夫辭去總統和在黨內擔任的職務。
1989年以前，總政治部的代言人在其理論刊物和《紅星報》上對改革和戈爾巴喬夫的評論有褒有貶。1987年戈爾巴喬夫提出修正意識形態時，曾引起他們的極度驚恐。儘管如此，正像我們所看到的，此後他們還是盡最大努力既堅持“人類利益”，又堅持“國際階級鬥爭”。然而，自從主張“公開性”的勢力控制宣傳工具後，他們的態度改變了。媒體對軍隊的嚴厲批評和建立志願兵役制軍隊的建議使他們的憤怒情緒公開爆發了出來。1989年，利濟切夫將軍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毫不掩飾他對建立志願兵役制軍隊的鄙視態度，指責這一建議的支持者“根本就沒有考慮這樣做的後果”。對於虐待士兵和抱怨軍隊生活悲慘的指責，他將之統統歸罪於整個社會。青年中普遍存在著精神萎靡、吸毒、酗酒和身體狀況不佳，大批有犯罪前科的青年不時滲透到軍營中來。這些問題並不是軍隊造成的，而是社會造成的。由於電視機、收音機、遊戲機和其他電子新產品的普及，蘇聯青年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總體上在走下坡路。
從那時起，高階政治軍官們常常對此種狀態公開進行類似的抱怨。然而他們的抱怨較之高階軍事軍官的抱怨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話，至少有所不同。他們起初並沒有表現出憤怒情緒，而這一情緒當時在高階軍事軍官們中間是普遍存在的。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此人我們以後還會提到——與格奧爾吉阿爾巴托夫以及其他一些非軍方評論者們進行了異常激烈的辯論。總政治部主任利濟切夫一直未在媒體上表現出情緒失控，直到1990年2月有一次他在電視上露面時情況才開始變化。那次他譴責公眾，特別是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共和國對軍隊的批評浪潮，痛斥普遍存在的對軍隊的消極態度。然而，那時人們對這樣的事情已經司空見慣，所以他並沒有像1989年阿赫羅梅耶夫元帥那樣引起公眾強烈的反響。1990年2月，軍事軍官們也對損害軍隊形象的言行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