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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眾多傳統的假設綜合起來才能解釋蘇軍的規模為何這麼大。但如果解釋說這是因為俄國在歷史上曾長期而且頻繁地遭受外敵入侵因而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那就風馬牛不相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的突然襲擊無疑始終銘刻在俄國人心中，但此前的史實並沒有給這種相當流行的說法提供什麼證據。俄羅斯侵略鄰國的次數遠比別國侵略它要多得多。
總而言之，早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一種獨特的戰爭觀就在那裡深深紮下了根。馬克思自己承認從黑格爾那裡拿來不少東西，但堅持說他的理論建築於“唯物主義”而不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之上，從而把後者的學說翻了過來。列寧突出了馬克思本人的假說，即社會主義革命取決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對歷史規律的認識，從而確定了自己的“能動性”理論。最重要的是，列寧發展了關於革命政黨在無產階級中啟發這種階級覺悟並進而有意識地使用暴力把革命引向勝利的理論。列寧借用了克勞塞維茨的觀點，又斷言實際上戰爭（革命）是政治的基礎，而非政治是戰爭的基礎，從而顛倒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如同馬克思聲稱自己對黑格爾所做一般。在列寧看來，戰爭不僅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而且也是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本質，因為戰爭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在社會主義取得最後勝利之前，戰爭只能是激烈程度或大或小的階級鬥爭之戰。社會主義取得最後勝利之時，即是戰爭從人類關係中消失之日。
對列寧主義的這種理解沒有追溯他對克勞塞維茨的情有獨鍾，也沒有從馬克思主義那裡尋根求源。這種理解在列寧的同代人與革命戰友、社會革命黨（1917年布林什維克黨的強大對手）的理論家維克多切爾諾夫身上體現得很明顯。在1924年列寧逝世之際，他當時在美國新創刊的雜誌《外交事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有人曾說，戰爭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列寧無疑會把這個論斷顛倒過來。他會說，政治是戰爭透過另一種方式的繼續。”
戈爾巴喬夫上臺後，發現這種戰爭觀已經深植於蘇聯軍政領導人的心中，而他們自己並不一定認識到其程度之深。於是，他的新“防禦性學說”與上述戰爭觀長期形成的自然統治地位、與軍隊和黨的教育中對此的刻意闡述都發生了衝突。
第6節。第十章 難操作的黨…軍關係
第十章難操作的黨…軍關係
軍隊是黨灌輸其堅強意志、自我犧牲精神和紀律的學校。——托洛茨基
戈爾巴喬夫推行建設“法制社會”的政治改革，必然涉及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使它在蘇聯政治體制規則的制定和推行方面沒有領導權。這也要求取消黨的地方委員會和書記對行政和司法機構的控制，不論在經濟方面還是在其他方面均如此。沙赫納扎羅夫（此人我們以後還要提到）指出，在中央設立總統職位和建立新的立法機構，而在地方政府不進行相應的組織變革，這本身就是矛盾的。要使改革達到預期的效果，在中央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的同時，也應該要求在地方進行相應的變革。
取消黨對軍隊的控制並不是孤立進行的，它是共產黨放鬆對整個政治制度控制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首先把軍隊的政治改革放在戈爾巴喬夫在國家政治制度中改變黨的領導地位的整體計劃中來考察，這涉及總政治部的命運。西方關於蘇聯黨與軍隊的關係有各種各樣的論說，最後筆者要對這些論說進行簡短的評論。雖然筆者的評論學術性強，難免顯得深奧、離題，但它直接觸及蘇軍在蘇聯解體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現代西方對此問題的錯誤認識。
組織體制問題
蘇聯共產黨對大部分國家行政官僚機構的控制是透過地方黨組織進行的。每一個地區——共和國、州（大致相當於美國的州）、區（也相當於美國的州）、市以及鎮（相當於美國的縣或市區）——都設有黨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是莫斯科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黨的控制透過它們實施。就像傑麗霍夫頗有見識地指出的那樣，地區黨組織行使協調職能，有點類似於法國縣的機構。然而，並非蘇聯所有的國家機構都是按行政區劃組織的，例如，鐵道部門就是以職能為基礎組織的，與行政區劃無關。蘇聯武裝力量主要是按職能組織的，其中民防部隊是個例外，它是按行政區劃組織的。國防部也有自己的地區分機構——軍區。
凡是以職能劃分的行政機構，均設有相應的黨組織。正像我們所看到的，總政治部就是按職能原則設定的。所以取消地方黨的委員會的“領導地位”，並不能取消黨對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