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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的當天，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格奧爾吉拉祖莫夫斯基和彼得傑米契夫出現在事發現場，但他們明顯地未能控制住局勢——或許他們真的沒想控制住局勢。蘇聯政府新聞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在莫斯科宣稱，戈爾巴喬夫絕不允許對邊界有任何改動。2月27日，巴庫開始發生騷亂，第二天，巴庫東北方向距巴庫不遠的有20多萬人口的蘇姆蓋特市也發生了騷亂，對當地亞美尼亞人的集體迫害開始了。據報道，在騷亂事件中有26名亞美尼亞人和六名亞塞拜然人死亡。
這就是蘇聯媒體當時提供的、被西方媒體廣為接受的大致情況，但事件真相極有可能被大大地曲解了。在這個故事後面被掩蓋著的是戈爾巴喬夫支援的克格勃的計劃，他們挑起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然後引發了蘇姆蓋特騷亂。伊戈爾諾爾延根據他對新聞報道的研究和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提出了一個假設，這就是戈爾巴喬夫、幾位政治局委員和克格勃是真正的兇手，他們執行的是分化—控制策略。他指著媒體報道問道，這些所謂的犯罪分子——最近已從監獄裡釋放——怎麼可能乘坐公共汽車和小汽車從外高加索各地聚集到蘇姆蓋特參加針對亞美尼亞人的集體迫害呢？他堅持認為，沒有克格勃的支援這是不可能的。同樣值得懷疑的是蘇聯副總檢察長亞歷山大卡圖謝夫突然出現在巴庫，並在廣播電臺公佈了騷亂的詳細情況。按照過去的傳統做法，檢察機關及其人員在調查期間通常是避開媒體的。諾爾延還引述了可信度很高的兩個人的話，用以說明這次衝突與種族和宗教無關。這兩個人一個是葉蓮娜邦納，她是安德烈薩哈羅夫的妻子，另一個是亞美尼亞共和國領導人列翁特爾彼得羅相，他是一位有著很高威望的自由民主改革派人士。諾爾延是客居美國的一位蘇聯流亡工程師，很難說他是一個公正的觀察家，但他提出的問題卻讓人揮之不去。葉蓮娜邦納和特爾彼得羅相對問題的見解也是讓人難以忘卻的。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莫斯科、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都有相當一部分人相信，外高加索的這場衝突是由戈爾巴喬夫和克格勃製造的。這一事實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考慮到克格勃後來對巴庫的操縱進一步表明了這一點。
在以後的兩年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爭端依舊沒有解決，該自治州以及亞塞拜然其他地區的暴亂和騷亂事件始終不斷。難民潮開始湧動起來，有亞美尼亞人離開亞塞拜然的，也有亞塞拜然人離開亞美尼亞的。戈爾巴喬夫不是採取果斷措施解決問題，而是以不偏不倚的調停者自居。同時，在維護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秩序方面，軍隊都對內務部提供了援助，以避免公眾形成軍隊偏護一方的印象。列別德將軍透過一個在士兵中流傳的趣聞恰當地刻畫出戈爾巴喬夫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問題的處理。這個故事是這樣的：團長和團參謀長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政治副團長被請來當仲裁人。他聽了團長的陳述後說：“團長，你是對的。”然後他聽了參謀長的陳述後又說：“參謀長，你是對的。”當時在場的還有當地的黨委書記，書記聽到這裡覺得迷惑不解了，便問：“團長和參謀長都對？這怎麼可能呢！”反應靈敏的政治副團長答道：“你也是對的！”
對於列別德和許多將軍來說，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但如果戈爾巴喬夫1988年和1989年在處理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問題時擺出強硬的姿態，就像1986年在處理阿拉木圖事件時那樣，那他就會損害他自己的“公開性”主張和改革政策，尤其在西方媒體的眼裡是這樣。那時，“公開性”已容忍這兩個共和國出現民族分離主義運動。亞美尼亞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直是比較強烈的，然而從沙皇時代起，亞美尼亞作為一個國家的生存始終受到周圍信奉伊斯蘭教國家中敵對勢力的牽制。因此，即便就是獨立後的亞美尼亞也必須與莫斯科保持密切的關係，蘇聯領導人對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亞塞拜然則是另一回事。布林什維克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亞塞拜然的民族主義才開始發展，影響還很小。然而到1989年，該地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興起，併成立了亞塞拜然人民陣線，成為當地共產黨統治的政治反對派。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爭端促進了亞塞拜然的民族覺醒，這使蘇共政治局非常不安，因為亞塞拜然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與亞美尼亞不同，它們會毫無顧慮地力求擺脫蘇聯的控制。
1989年下半年，蘇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立法機構頒佈了幾部相互矛盾的法律，此後，亞塞拜然的動亂似乎發展到了失控的程度。11月28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透過了恢復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秩序的一系列措施。12月1日，亞美尼亞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