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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夫和亞佐夫。此外，亞佐夫證實4月7日晚上戈爾巴喬夫從英國剛一回來，就與帕季阿什維利通了電話。如果亞佐夫的話可信，那麼戈爾巴喬夫很難讓政治局接受他對自己責任的辯解。
其他方面的證據也證實了這種印象。當時任土庫曼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薩帕爾穆拉特尼亞佐夫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反映了戈爾巴喬夫對喬治亞政治形勢的看法。據他介紹，戈爾巴喬夫獲悉那次大屠殺事件後，只是冷冷地說道：“他們流的血越多，就越可能回過頭來向我們企求幫助。”尼亞佐夫是一個對戈爾巴喬夫的民族政策表示極度輕蔑的人，他還引述了戈爾巴喬夫在此之前說過的一句話：“民族共和國從蘇聯分離出去的真正危險是不存在的，因為它們與蘇聯的經濟關係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它們分離出去的話，將無法生存；就算它們能分離出去，也會很快回來。”當然，尼亞佐夫並不是一個對此事沒有興趣的人。
瓦列裡鮑爾金對於戈爾巴喬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中的作用也做了坦率的陳述。他與戈爾巴喬夫還在倫敦時，就傳來了第比利斯局勢失控的訊息。他們剛一回到莫斯科，政治局委員們就在機場與他們見面，並向戈爾巴喬夫彙報說，政治局委員們已同意派謝瓦爾德納澤火速趕往第比利斯控制局勢。然而按照鮑爾金的說法，謝瓦爾德納澤並沒有立即就去，這明顯是因為謝瓦爾德納澤與戈爾巴喬夫交換意見後改變了主意。帕季阿什維利長期以來與謝瓦爾德納澤的關係不和，他後來告訴鮑爾金說，謝瓦爾德納澤的第比利斯之行之所以被推遲，是“因為衝突已不可避免，所有的決定都已得到准許，但他沒有說是得到了誰的准許”。當然，從鮑爾金的上下文看，他指的是戈爾巴喬夫。他繼續說，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期間（1989年5月25日~6月9日），在黨內所有高階領導幹部中，對軍隊不滿的聲音佔據了主導地位。他還堅持說他曾當面向戈爾巴喬夫建議不要承擔責任，讓責任落在軍隊和黨內個別官員的頭上，戈爾巴喬夫沒有作答，鮑爾金意識到他的直率觸動了上司“敏感的神經”。
羅季奧諾夫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極力為自己進行辯解，堅決否認有示威者被士兵用鐵鍬打死，並強調說隱藏在示威者背後的是第比利斯危險的政治力量。羅季奧諾夫堅持認為應以全國政治形勢的大背景來看待這起事件，喬治亞政治反對派唯恐天下不亂，因而這起事件事實上是一次“挑釁”，而不是“悲劇”。當然，按照羅季奧諾夫的邏輯，問題的根源應歸咎於戈爾巴喬夫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毫無疑問，羅季奧諾夫也擔心這起事件會對他自己的前程產生影響（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1996年他成為俄羅斯國防部部長，一年後被解職）。
1989年春天，亞歷山大列別德上校是駐圖拉的一個空降師的師長。他的師4月8日進入戰鬥準備狀態，4月9日被空運到第比利斯附近的一個機場。4月9日夜裡，他的部隊乘坐車輛穿過第比利斯市區，目睹了那天早些時候衝突發生後的景象，街上空無一人，甚至連警察都沒有。儘管他沒有及時趕到並親眼看到羅季奧諾夫在凌晨採取的行動，但他生動地描述了參與這一行動的第345空降團的情況。
這個團是1979年進入阿富汗的蘇軍首批部隊中的一個，也是1989年離開阿富汗的最後幾個團之中的一個。它的官兵在巴格拉姆山谷身經百戰，嚐遍了人間的苦難。這個團回國後被部署在亞塞拜然的吉揚德扎（以前叫基洛瓦巴德），那裡沒有營房，沒有停車場，沒有公寓，也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資金來源。回國本來應進行戰後休整，但這個團在動盪不安的外高加索從一個熱點地區匆匆奔向另一個熱點地區。4月6日進入戰鬥準備狀態後，該團迅速驅車320公里趕往第比利斯。士兵們有著良好的戰鬥素養，知道如何無情地殺敵，但他們在第比利斯看到的不是敵人，而是示威者，過去也沒有訓練過如何對付示威者。示威者咒罵、欺負士兵們，甚至向他們投擲石塊，但空降團計程車兵們始終不還手。據列別德提供的第二手資料（這方面提供的情況不是很令人信服的），人群逐漸變得充滿敵意，以至於不得不做出某種對付示威者的決定。決定做出了（很明顯是由羅季奧諾夫做出的），於是屠殺事件發生了。正像列別德所描述的那樣，這些部隊在那樣的心理狀態下，做出這樣的事情是毫不令人吃驚的。
列別德對羅季奧諾夫給予很高的評價，稱他是蘇軍中“最明智和最有教養”的幾個將軍之一。列別德堅持認為，羅季奧諾夫堅決反對帕季阿什維利要求調來更多軍隊的主張，但他的反對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