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對當代中國教育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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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叫劉彥傑的高中生寫給《中國青年報》的，全文如下：

某作家說父親和兒子前世是仇人。這話，我信，而且，毫不懷疑。

我和他就是這樣，見面就吵。他嫌我不爭氣，我怨他沒本事。　我真很懷念小時候，那時自我意識沒覺醒，傻啦吧嘰的，誰的話都相信，看父親更像仰望一座高山，崇敬之極。父親呢，更是把全部心血都澆在兒子身上，兒子是他理想的轉化與再生。父慈子孝，其樂融融。可再大些，大約七八歲吧，就不行了，我頑劣刁橫的本性漸漸顯露，對父親不再惟命是從，頂嘴抬槓成了家常便飯。有一次他氣極了，抓起一根做櫃子用的木棍便向我掄過來，我用手臂一擋，“咔”的一聲木棍斷為兩半，隨之，鮮血也順著衣袖淌下來……我沒動，也沒哭，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兒，瞪著他，他沒吭聲，往旁邊一坐，抽菸去了。我依然站在那兒，死盯著他，直到母親跑過來，緊緊地抱住我……　那時候，我覺得，和他是仇人。小時候做夢，和他打架，不，是和他打仗，我帶一班人馬，他領一支隊伍，你死我活地拼殺，醒來時，卻是淚流滿面……

幸好他在家的時間不長，一年到頭只有倆仨月。他會做木工活兒，一開春兒，便帶著鋸子、斧子，拎著裝在塑膠袋裡的被子，出發了。收麥、收秋時再回來收拾莊稼。也許我真的沒良心，從來不想他回來，他一回來我便要挨罰，或站，或跪，或打，最多的是罰跪，一跪一天……

他對上學有著特別的情結。小時他上學，偷了家裡兩個雞蛋去報名，竟又被奶奶趕了回來，為這事，他遺憾了幾十年。所以，他便把所有希望的顏料塗在我身上，希望有一天我能照亮他的生命。

他依舊一年年地出去，只是不再年輕，身體也大不如以前靈便。我上初中時，他為了方便管教我，便在本地謀了一份事做。那活兒很苦，也很髒，飲食更不好，我很擔心，擔心出事。

那天晚上，我和母親正看電視，聽見有人咚咚地敲門，開門看時，是他的一個同行，說他得了闌尾炎，要住院開刀。母親二話沒說，立刻拿了家裡所有的錢去醫院。那時是春節前的一個月，風很大，雪很大，冰很厚，路很滑……

春節前幾天，他和媽媽回來了。他明顯地瘦了許多，臉很黑，頭髮跟蒿草似的，又髒又亂，他虛弱得很，走路時一搖三晃，說話也很吃力。我為了慶賀他回來，便做了一隻塑膠孔雀，他看也沒看，抓過來一把扔了，說我不好好看書，盡弄些烏七八糟的玩意兒……那時候下著雪，院子裡一片灰白，我呆在那兒，頭扭向窗外，他坐在床上嘆氣，母親在堂屋裡低聲抽泣——那時已是晚上，沒人做飯，沒人燒水——那時別人家已在脆脆的爆竹聲裡迎接新年的到來了，我望著飛舞的雪花，望著灰暗的天空，淚流滿面……

升高中時，我失敗了，他氣得捶胸頓足，見了我就罵。他吃飯時往往是扒上一兩口便把碗扔了，嚇得啄食的雞呼地跳了起來。那個夏天的太陽很毒，他卻蹲在烈日下，一蹲幾個鐘頭，留下一堆冒著火星的菸頭……　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而且考了一個很高很高很高的分數。他樂壞了，整天笑哈哈的，那一個月，他真的很幸福。

然而快樂是短暫的。

我也許真的是他的仇人，我一上高中便把他氣壞了。因為我把大部分生活費都扔進了書店老闆的抽屜裡。

他那時身體已大不如從前，可為了我，還是沒日沒夜地幹，有時直幹到天明。冬天的夜很冷，可他還得抄起斧頭去敲那些高高低低的櫃子、椅子。有一陣子他病了，可仍不歇著，結果不小心給電刨削去了半截大拇指……

可我終究讓他傷透了心。當他發現我把幾千塊錢換成了一堆一堆的小說和散文時，他氣得要命，而我不服，他氣得要死，要去跳井，媽媽把他硬拉了回來。我明知自己錯了，可依然嘴硬，還沒良心地說他把錢看得比我重要。他一聽這話，就再也不吭聲了，抓起桌上一瓶白酒便猛灌下去，然後一抹嘴，紅著臉倒頭便睡。半夜裡，他難受得很，便吭哧吭哧地下了床，踉踉蹌蹌地向院子走去，我看到他一歪一歪地，沒走幾步，便蹲下來，難受地吐了起來！那時候下著雪，雪花在昏黃的燈光下輕輕地飛舞，它們輕輕盈盈地落在他身上，他只穿著薄薄的秋衣和秋褲，一隻拖鞋被甩到了遠處，他長一聲短一聲地呻吟，嗡嗡嚶嚶地不知說些什麼。然後他開始哭，先是輕輕抽泣，後來便放聲大哭———那是冬天的深夜裡，那是春節前的一個夜裡啊！我看到遠處爆竹放出的亮光，聽到那些悠遠而渾厚的聲響，再看看他，我不知該做什麼，只是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