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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必須制定嚴格的宮禁制度，宦官的出現勢所必然。
以閹人給使內廷雜役，無疑基本禁絕了正常男性在內廷的存在。據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回憶，清代紫禁城內，每天到日落時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低賤差役，均須全部離去，除了皇帝之外，再沒有一個真正的男性。從專制君主的角度看，這一局面的優長是多方面的：首先，宦官作為閹人，已經不是真正的男人，已經不可能與內廷女性發生性愛關係，這可以滿足君主對宮中女性的獨佔慾望；其次，內廷中既需要粗重使役，也需要警衛，宮中女性對此顯然不適宜。宦官儘管失去了效能力，但其作為男性的氣力還在，使用他們就可以斷絕內宮女性與外廷一切可能出現的聯絡；再次，君主對內需要隔絕與監視宮廷女性，對外需要監督群臣，但君主確實又需要溝通宮禁內外，以保證權力的暢通。在上下臣工基本都是男性的前提下，使用女子有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而使用宦官則可有效地避免其與朝臣發生過分親密的關係。
正是基於這些現實的原因，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宦官制度。由此而至清末，宦官制度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興盛與頓挫相互更替的三個階段：
（１）自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以東漢時期為高潮。
這一時期，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已基本確立，有關宦官的機構設定及選用、賜爵、秩俸、升遷、管束、賞罰等各項制度也漸次成熟。與之相聯絡，宦官人數迅速增加，宦官階層內部的分化日趨明顯，部分宦官地位上升，躋身於官僚行列，進而使之同時具有了君主家奴與朝廷官員的雙重身份。作為一支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宦官集團越來越多地干預政務，並因此與外廷官員產生激烈的矛盾與衝突。秦有趙高，漢有十常侍，宦官干預朝政乃至操縱國柄的現象愈演愈烈，宦官專權對於國家政治所造成的危害逐漸顯現。其結果則出現了東漢末年朝廷官員與內廷宦官的長期爭鬥，宦官勢力伴隨著東漢的滅亡而遭到毀滅性打擊。
（２）自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唐朝時期為高潮。
自東漢末年遭到毀滅性打擊之後，宦官勢力在分裂割據與王朝更迭頻繁的情況下雖幾經浮沉卻綿延未絕，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還有新的發展。在這期間，北魏王朝的宦官勢力曾一度興盛。不僅任職範圍大大突破了傳統的限制，由奉侍帝王的內廷官職擴充套件至外廷朝職與軍職，而且常常能夠把持乃至專擅朝政，恰如《魏書·宦官傳序》所言：“魏氏則宗愛弒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賂，乘勢使氣為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其原因則大致與北魏政權的迅速“漢化”密不可分，一方面北魏政權在漢化的過程中廣泛接受了漢族政治體制，並連同與封建專制密不可分的宦官制度接受過來；另一方面，北魏統治者在漢化的過程中曾遭到來自鮮卑貴族的抵制，而在推行漢化政策迫切需要大批人才的前提下，君主極易把選用人才的目光投向既瞭解漢族政治體制，又比較信任的“家奴”。另外，北魏時期政局動盪不安及母后臨朝局面的出現，也為宦官參政敞開了方便之門。至北魏末年，貴族爾朱榮發動兵變，將臨朝稱制的靈太后連同被其寵信的宦官及公卿百官二千餘人一起誅殺。這是繼東漢以來，宦官勢力遭到的第二次毀滅性打擊。
隋唐大一統的強盛帝國建立後，宦官制度的發展又走上了如同東漢王朝相類似的老路，但其體制更趨系統完備，勢力更為猖獗。尤其是唐朝中後期，宦官專權局面愈演愈烈。內廷宦官與外廷朝官的“南衙北司”之爭長達數十年之久，大大加深了唐代後期的政治危機。最終唐末權閹與唐王朝一起相伴走上了覆亡之途。
宦官勢力興盛與頓挫的歷史變奏（2）
（３）自宋元而至明清，以明朝時期為高潮。
自五代十國而至宋元時期，宦官雖然也較多地參預政務，但就其發展情形與干政的嚴重程度看，遠遜於漢唐。進入明代，宦官勢力的發展又急劇膨脹，就機構之龐大、人數之眾多、權力範圍之廣泛、地位勢力之顯赫等幾方面言之，更是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從明初的“土木之變”、“奪門之變”，直至晚明的“紅丸案”、“梃擊案”、“移宮案”，宦官以及依附於宦官的“閹黨”都在其中起到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這大致也顯示出宦官勢力在明代已經全面地介入到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明代宦官專擅朝政局面的出現，嚴重激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速了明王朝衰亡的程序，以至於清初統治者認為“明亡不亡於流寇，而亡於宦官。”
清初統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