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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卻又是無法遏制的強烈的讀書願望。無奈之中，幼小的李中權想出了一個自己以為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偷了家中20幾個銅板，連夜離家出走，翻山越嶺朝羅江口鎮走去。一邊走，李中權還一邊想，去做別人家的兒子，只要他們能供自己讀書，就是跪在地上磕頭，也願意。就這樣一個10歲出頭的孩子，趕了將近一百里地到了羅江口，即沒能找到有錢供自己讀書的“父母”，身上20幾個銅板也很快用完了。不過幸運的是，李中權遇到了一個好心的婆婆，問過李中權之後，那婆婆說，孩子你別太天真了，這年頭能掙幾個錢餬口已經不錯了，哪有人肯出錢供別人讀書啊。給李中權吃一頓飯後，婆婆勸李中權回家去，說你在外面跑出來，你家裡爹媽多著急呀。這時候，李中權突然感到自己想爹媽，想家，恨不得立刻飛到家中。半路上，李中權碰到了父親，揹著米，吃力地爬著山。李中權又是跑又是喊，一頭扎進父親的懷裡。回到家中，父母想盡了一切辦法，東湊西借，籌到了學費，1928年，13歲的李中權終於如願以償，進了薄家場第五高小讀書。李中權知道，自己的學費，是父母和兩個哥哥用血汗換來的。在學校裡，李中權讀書非常用功，第一學期，李中權各門功課都得了個第一。因為成績優秀，從第二學期開始，學校免去李中權的學費。家裡不必再為李中權的學費操心，只要背些米到學校，當作口糧就行了。當時正是20世紀的30年代初，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不久，很多優秀的共產黨員相繼回到四川，在自己的家鄉點燃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熊熊烈火。蒲家場高小就是中共梁（梁山）達（達縣）中心縣委的重要活動場所，學校也控制在黨的手裡。那時，共產黨和川東紅軍游擊隊在梁達一帶已經有了較大影響，川東遊擊隊的活動十分活躍。而“公民”課程的老師，就是後來任國防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的張愛萍上將。他更是經常給學生們灌輸革命道理，還公開罵國民黨，罵蔣介石。有一次李中權悄悄地問張愛萍是不是共產黨，張愛萍沒有回答，只是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隨後，張愛萍把李中權拉到一棵大樹後面，從內衣口袋拿出兩本書：列寧的《論兩個策略》和《唯物史觀》，並叮囑李中權說，“要保守秘密，要用生命保護這兩本書。”從此，李中權開始如飢似渴地學習革命理論，還積極地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反帝擁蘇大同盟”，組織學生開展愛國行動。兩年後，他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考入達縣中學。那會兒，考了個第一名可是了不起的大事。鄉親們敲鑼打鼓，抬著滑桿把李中權抬回村裡，全村轉了一圈後，才把他放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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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已是老革命
李中權考進達縣中學是個好訊息，但同時也是個壞訊息。學費，對李中權家來說，依然是個難題。雖然在農會的幫助下，李中權最後還是湊夠了學費，但當時風雨飄搖的形勢，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也容不下李中權安心讀書。到了1932年，王維舟率領的游擊隊正活躍在萬源、宣漢一帶，離李中權的家鄉只有百十里路。那年暑假，李中權回家看望父母，卻意外地碰到了王維舟。從王維舟那裡，李中權得知，被國民黨抓壯丁抓走的大哥李中泮，在壯丁隊裡待了40多天，就趁機帶了一個班，幾枝槍投奔紅軍了。更讓李中權驚喜的是，他父親和二哥，已經參加了農會和游擊隊。早已嚮往革命的李中權馬上要求王維舟接受他加入游擊隊，王維舟也毫不猶豫地把別在腰裡的槍，交到李中權手裡，鄭重接受李中權加入游擊隊。第二年，李中權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被組織派往重慶，偵察四川軍閥劉湘的動向。順利完成任務後，李中權跑到川東師範看望堂兄李中瑜。一見面，他問李中權來幹什麼，由於不便暴露身份，李中權只好騙堂兄說是來考學校的。聊著聊著，兩人談到了今後打算，自己的前途。李中權就試探說自己想去當紅軍，結果堂兄的想法和李中權的竟然不謀而合，當天，兄弟倆就收拾一下東西，趕回了薄家場。李中瑜也成了綏定道蘇維埃政府的秘書。1933年10月，年僅18歲的李中權，就擔任了蒲家場紅軍游擊隊一大隊政委，受組織派遣，李中權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碑牌河，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權，迅猛發展紅軍隊伍，配合主力紅軍進軍。李中泮還被選為碑牌鄉蘇維埃主席。他的五妹李中珍被選為鄉蘇維埃婦女主席。不久他們倆都加入了共產黨。隨後，前方傳來捷報，紅軍取得了宣達戰役的勝利，宣漢、達縣、萬源三縣宣告解放。同時，游擊隊奉命擴編為紅33軍第98師第294團，李中權擔任團政委。蔣介石立刻在四川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