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長征

第7部分 (第3/4頁)

那時候起，鄧玉乾不再叫鄧玉乾，改了一個藏名叫丹增。母子3人，身在兩處，不知對方地點，亦不知生死。而鄧秀英，被人從一家賣到另一家，被主人取名“邢措”的鄧秀英不知給多少個頭人當過奴隸。他們把鄧秀英當牲口使用，天晴下雨打霜下雪都要上坡種地，稍有不是就打。鄧秀英幾次逃跑想去找母親和弟弟，都沒有成功。一天，她從一個頭人家跑出來，剛跑不遠，就被頭人的兒子逮住了。他一個巴掌，把鄧秀英打倒在蕁麻叢裡，臉上和手上頓時起了紅泡。因為被打，鄧秀英的兩隻手已經嚴重變形，關節異常粗大，手指如同人為彎曲的盆景枝幹，無法伸直。年復一年，鄧秀英在折磨、逃跑和更多折磨的迴圈中掙扎，而此時她的弟弟，正面臨著更大的危險。鄧玉乾16歲那年，一個藏胞偷偷告訴他，主人要殺他了。當地的規矩是，外來的成年男子要殺掉，婦女小孩不殺。母親“嚇得臉都白了”，叫鄧玉乾立即逃生。幾天幾夜，鄧玉乾走到了阿壩城。想著“廟子裡沒人敢惹”，他走進了一個看上去挺大的寺廟。苦苦哀求下，住持收下“丹增”在廟裡打雜，“冬天掃雪，夏天扯草，還發給茶葉、酥油”。

弟找姐姐淚花流

兩三年後，鄧玉乾偷偷回到自己放過牛的那家附近，趁著母親下地幹活，“拉上她就跑，一直跑到阿壩”。母親便在阿壩城裡找了個人家幫工。找到媽媽不難，但姐姐在哪裡呢？鄧玉乾穿上一件喇嘛的長袍，在同姐姐分開處的方圓幾十裡，一個寨子一個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工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有一天，在門外頭砍柴的鄧秀英看見一個喇嘛走過來。再仔細一看，居然是自己弟弟！那時，姐弟倆分別已經整整7年，但鄧秀英還是一眼認出了弟弟。鄧秀英至今還覺得弟弟能找到自己這件事有些不可思議。1952年，解放軍開進阿壩。鄧玉乾的廟裡住進了一個連的解放軍，聽別人說是從北京來的。但已經聽不懂漢話的鄧玉乾，不敢問這些解放軍是來幹啥的，更不敢告訴他們，自己曾經是紅軍。鄧秀英記得，解放軍是在“青稞割了”的一個晚上到的阿壩。聽到這個訊息，鄧秀英一晚上沒有睡著，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阿壩城裡看母親。母親一見女兒就哭了：“紅軍來了……”身著藏袍的鄧秀英這才慢慢地說起了漢語。“我告訴他們，我姓鄧，我是紅軍！”流落藏區十幾年，鄧秀英第一次說出自己的紅軍身份。沒過幾天，縣委來人叫鄧秀英去一趟。他們給鄧秀英換下藏袍，讓她當通司（翻譯），幫他們工作。於是，鄧秀英成了阿壩縣政府的藏語翻譯，當上了一個月53元工資的國家幹部。跟隨解放軍工作組下鄉，鄧秀英找到了再當紅軍而且是“正規軍”的感覺：10多個人揹著槍，走鄉串戶，搞宣傳、發救濟款、發衣服、發農具。藏語翻譯鄧秀英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不要怕，我們是來救濟窮人的。”1954年，32歲的鄧秀英結了婚，丈夫何朝甫，是同解放軍一起進阿壩、“背電影放映機”的支前民工。弟弟鄧玉乾入了公社，趕馬車跑運輸，還被評上了社裡的“勞動積極分子”。1963年，年近七旬的母親思念故鄉，執意要回老家。鄧秀英只好退了職，全家回到通江縣新場鄉。回老家後的日子並不容易。參加紅軍時全家惟一留下的弟弟獨佔了三間老房子，姐弟倆和母親不得不白手起家蓋房子；鄧玉乾完全不能適應四川的語言和飲食，一度想回到阿壩去；鄧秀英的大兒子21歲時腸梗阻病死，二兒子結婚後對老人不聞不問，最後乾脆搬家到了別的村……鄧玉乾終身未娶。1971年，鄧秀英把三兒子過繼給弟弟當了養子。兩家相隔僅100米。孩子們說，平時兩家做了什麼好吃的，都會給對方端一份過去。

記者手記：向老區致敬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記者白瑞雪

那個炊煙裊裊的傍晚，在腦海中揮之不去：身高1米50的鄧秀英佝僂著站在田間小路上，一邊向我揮手道別，一邊一把把地抹淚。直到我們的汽車已經開出一段，老人還保持著守望的姿態……2004年赴川北尋訪健在老紅軍的那個夏季裡，我把每次採訪都當作人生中的第一面和最後一面。畢竟，他們都是遲暮老人了。兩年來，卻不斷從媒體朋友那裡聽說鄧秀英姐弟和鮮正學的訊息。他們成明星了，在各地趕來的電視臺、報社記者面前，他們一遍遍地訴說往事，鮮正學更是一遍遍地耍弄竹棍，就像當年在西征路上揮舞馬刀一樣。他們都是我在四川通江農村尋訪到的老紅軍，而我們關於長征的對話對於彼此，都是第一次。在這之前，就連他們的孩子也不知道，平凡一生的父母在70多年前的那次遠征裡，竟有著這許多的濃墨重彩。我想起了在鄧秀英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