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長征

第7部分 (第2/4頁)

在緊跟著部隊的家屬隊裡行軍。鄧秀英的媽媽背鋪蓋，鄧秀英則背弟弟。6歲的鄧玉乾剛齊姐姐的腰，體重已經不輕。但沒辦法，再重也要揹著弟弟走，要不就趕不上隊伍。母親用一根麻繩把鄧玉乾牢牢實實地捆在身高不到1米30的鄧秀英身上。就這樣，一路上，鄧秀英都是揹著弟弟走的，背得鄧秀英肩膀也痛，腳也痛，腿也痛。下雨的時候背，天晴的時候就讓弟弟下來走兩步，走一會鄧秀英再背。從白天背到晚上，從天黑背到天亮，因為夜裡也要行軍。

鄧秀英姐弟說來也怪，6歲的弟弟卻很聽話。打起仗來，子彈呼嘯，槍聲陣陣，鄧秀英叫弟弟不哭，弟弟就很聽話的不哭。一天晚上的戰鬥中，姐弟倆險些沒命。“嗖”的一聲槍響，弟弟頭上的尖帽子打落在幾米開外。鄧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來抱在胸前，捂弟弟的嘴，生怕他哭出來，趴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揹著弟弟過草地很苦，最苦的是飢餓。6歲的鄧玉乾槍聲中沒哭過，卻“好幾次餓得哇哇大叫”。鄧秀英找到了幾棵野蔥，把葉尖摘下來餵給弟弟，自己和母親吃蔥根。有一次發現樹叢中有些小小的紅果子，鄧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見幾只烏鴉飛去銜那些果子，她想“烏鴉能吃，人也能吃”，趕緊跑過去“從烏鴉嘴裡搶食”。更叫鄧秀英擔心的是，那些烏鴉比她弟弟小不了多少，鄧秀英真怕它們餓慌了把弟弟叼走！“省事特別晚”的弟弟鄧玉乾人生的全部記憶，始於母親餓暈在草地的那一刻。鄧玉乾以為媽死了，就趴在母親身上放聲痛哭！鄧玉乾清楚地記得，有個叔叔拿來一把豌豆麵，姐姐把豌豆麵喂到母親嘴裡。又過了一陣，媽才醒了……1935年9月、10月，紅四方面軍在“打到成都吃大米”口號的激勵下再過草地揮師南下。南下的紅軍在百丈關戰役失利後，漸入困境，被迫後撤。在丹巴地區一個叫古爾溝的地方，父親鄧心科得了傷寒病。部隊把鄧心科放在一個挖過金的山洞裡，繼續北上了。臨走時，給了母親三塊木板，“活下來的話，就來追部隊；死了，就用這幾塊木板埋了”。4天后，父親死了，什麼話也沒有留下。母親和孩子們用那三塊木板安葬了鄧心科，又按照老家的風俗，把柏樹枝點燃插在墳頭。鄧秀英說，那叫“送火”。“父親是穿著大衣下葬的。”那件大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媽媽說，讓父親“暖暖和和地走吧”。父親走了，可走了的親人，不光是父親。一家八口長征，途中，3歲的妹妹夭折了，一個哥哥，還有一個侄子，都在草地裡死了。少有人煙的川西草原，朔風夾著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來了新的一年，卻不知新的一天去哪裡。媽媽哭得呼天搶地：“我們還是追趕部隊吧……紅軍遲早要回通南巴……”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母女散失流落藏區

攙扶著身體虛弱的母親，揹著走不快的弟弟，鄧秀英沿著大部隊走過的路上留下的宣傳告示，連夜追趕部隊，不料一次次被土匪攔住了去路。究竟多少次遇見土匪，姐弟倆都記不清了。鄧秀英說，有一次，來了一路被當地人叫做“脫衣隊”的土匪，把3人衣服扒光，赤條條地扔在冰天雪地裡，揚長而去。幸虧路邊有幾具紅軍戰士的屍體，“我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兩三下把他們的衣服脫下來禦寒”。最後一次路遇土匪，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被帶到一個看不到天的樹林。那裡還有3個年輕姑娘，是紅軍醫院的護士。林子裡，土匪讓他們站成一排，來了幾個買主挑人。一個買主走到鄧秀英跟前，問鄧秀英會不會放牛，可他說的是當地話，鄧秀英聽不懂，那人就伸出兩隻手在頭上裝牛角，還擺了個趕牛的架勢。這回鄧秀英猜到了他的意思，就點點頭。於是，買主就準備把鄧秀英帶走。可鄧秀英不願走。她想自己就是死，也要和媽媽弟弟死在一起。然而，買主“像逮只小雞一樣”，把她拎走了。走出好遠，鄧秀英還聽得見媽媽和弟弟在哭。留下來的弟弟和母親更慘，幹不了活的人，沒人買，就要被扔到河裡去了。土匪端著長槍，趕著母子倆往河裡走，要實行“水葬”。母親把鄧玉乾背在身上，齊胸深的冰水裡站立不穩，稍一停步，子彈就在左右射起水花。緊要關頭，一位路過河邊的藏族老人目睹此景，心生憐憫，出錢買下了母子倆。走上岸，母親“撲通”一下給老人跪下，磕了幾個響頭，然後抱起兒子失聲痛哭。除了母親餓暈那次，鄧玉乾一輩子都記得那個老爺爺，他叫單木果。好心腸的藏族老人單木果買下了母子倆，卻無力維持生活，只好把他們賣給一家頭人。在頭人家，母子兩人覺得那家人也還不錯。母親不分晝夜幹活，鄧玉乾則上山放牛，因為個子矮，得戴上一頂高帽子，那樣，草高的地方才看得見人。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