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花園口黃河大決口:黃河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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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夢初醒的日本人這才連忙撕毀合同，中止與其簽訂的合作計劃，但是為時已晚。

張松樵獨到的經營策略和戰略眼光由此可見一斑。

至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武漢裕華紗廠的主力產品“紅賽馬”、“綠賽馬”　棉紗和“萬年青”　棉布均為當時國內家喻戶曉的國貨名牌，質量全面趕超東洋貨，產品遠銷華北、華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島各國。國產紡織工業迅速崛起，國產紗、布的市場份額逐年上升，已經對東洋產品形成優勢，而裕華紗廠也從建廠之初的一萬紗錠擴充套件到四萬五千紗錠，布機五百臺，工人達二千四百餘人，生產規模名列當時湖北省私營紗廠第四位。

國破山河在3（1）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註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從而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怒不可遏。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人歡迎的尊貴客人，他不僅是德意志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並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面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專案，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於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於從背後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佔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標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國。德國政府給於中國全力支援，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以及無償提供德式武器和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計劃等等。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製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並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國際交往沒有是非，更沒有永遠不變的立場，惟一的原則是利益使然。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並非主持公道而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希特勒語），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劃，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勒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將注意力用於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產黨蘇俄”　。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面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這一切努力隨著南京陷落而化為泡影。

其實蔣介石對德國人的背叛未必沒有心理準備，秘密情報顯示，“七·七事變”前德國就與日本秘密簽訂###防共的《柏林協定》，隨著義大利加入三國聯盟漸成雛形，這樣日本人就後來居上，在德國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擠掉中國，使得國民政府成為軸心國聯盟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屈辱和悲憤令中國委員長一時情緒失控，欲將手中水杯扔向德國大使，只是最後關頭那個物體改變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發出的響亮爆裂聲充分傳達出中國首腦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議。當然在外交場合中這種失態並不是力量的象徵，因為任何不符合外交禮儀的言行都將被視為對文明的冒犯和褻瀆。其實蔣介石很清楚，德國人離開只是一個訊號，表明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將會越來越艱難。國際社會果然對德國人撕毀合同背信棄義反應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國外交官用懶洋洋的腔調評論說：是嗎？希特勒幹嗎要幫中國人的忙……他們早該離開了。

弱國無外交，落後要捱打，國際社會毫無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並未受到制裁，相反他們依然到處受到尊敬，順利地從英美和西方各國採購到急需的戰爭物資和原材料。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拒絕把軍火賣給中國，他們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擔心節節失敗的國民政府償還不起鉅額債務。

根據戰後公佈的檔案，抗戰爆發前的1937年，中國政府的財政預算（國民生產總值）僅有四億美元，以四億五千萬人口而論，人均不足一美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版）。而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則為六十六億六千萬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多，人均為中國的七十倍！其中僅軍費開支就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