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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時候，恐怖行動總是會有正反兩種結果：一方面是能震懾人心，另一方面卻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敵愾。
白居易不顧自己已調任太子東宮、任職太子左贊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請搜捕刺殺武相之賊以雪國恥。這是需要一定勇氣的。因為他此時的身份是“宮官”；照理是不應在諫官之先議論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憤怒之下已顧不得許多了。
兵部侍郎許孟容更是對皇上大哭：“自古以來從沒有宰相橫屍路旁而讓兇手逍遙法外的，這簡直是朝廷的奇恥大辱！”許孟容同樣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他又到中書省中建議到：“請諸位立即奏請皇上以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察明奸由。”說話時，揮淚不已。
天子亦忍無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對眾臣道：“有人竟奏請朕罷裴度官以安二鎮之心，真是豈有此理！若罷裴度，豈非奸謀得成，朝廷綱紀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賊。”皇上下詔：在裴度養傷期間，以金吾精兵進駐其宅第保護，務必做到萬無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癒，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時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韋貫之和張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極其偶然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藩鎮的陰謀把他推向了相位，單從這個事實就可看出，恐怖活動的製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當然不能說就此一帆風順，相反，裴度迎來的卻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時期。首先是刺殺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舉報成德駐京機構“成德進奏院”的兵士張晏等數人行跡可疑，神策軍立即將其收捕，數人竟然供認不諱。儘管負責審訊的監察御史陳中師覺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氣頭上，聯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謾罵武元衡，想當然地認為刺殺事件一定是那個可恨的王承宗所為，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將張晏等共十四人斬首。半年後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詔攻討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兩線作戰。
其次是前線作戰不利。在頭兩年裡，各路軍統帥先是曾經逼王叔文下臺的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此人就知道交結宦官，是個典型的無能之輩。後來是宣武節度使韓弘出任主帥，卻又暗懷私心，擁兵自重，不願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撈一把。在這兩人的指揮下，朝廷在將近十八個月的時間裡沒有取得任何重大進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堅持宦官監軍。天子的這種患得患失心態可以理解，但卻絕對是個最大的禍根。宦官與前線主將本就不是同一種人，矛盾是與生俱來而不可調和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又能打勝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將軍兼唐、隨、鄧州節度使高霞寓在鐵城被淮西兵打得全軍覆沒，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沒能被前線眾將遮蓋，傳到了長安。訊息一到，舉朝震愕。韋貫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報此事時，勸說皇上罷兵。
憲宗在這個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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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代黨爭》第五章（1）
以激情始以黨爭終的北宋改革
第一節文人的權力角逐
政黨是政治進化中階級鬥爭的產物，它是在階級社會中，一定的階級或階層的政治上最積極的代表，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別是為了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而在階級鬥爭中形成的政治組織。
國家有政黨的存在，並不可悲，反而是值得慶幸的事。雖然如此，也有幾種說法。一是說：政黨只能生存在立憲政體之下，與專制政體水火不容。二是說：作為政黨，既然已經做了結黨的事情，就不應該逃避。三是說：黨派之間的紛爭應該都是政治問題。而不能將宮廷問題和個人問題容雜其中。如宋代的黨派，他們都沒有做到這些，所以不能稱之為政黨，只能稱之為朋黨。
宋代的朋黨之禍，雖然是在元祐紹聖以後非常激烈，實際上在仁宗英宗的時候就應經埋下了禍端，這就是範呂之爭。接著他們繼續發展的就是英宗時候的濮議了。到了神宗主政的時候王安石創行新法，舊黨對他肆行攻擊。畏懼王安石的權勢而附和安石的人，開始逢迎*，反對舊黨。新舊兩黨互相排擠，造成黨政之禍。
中國在此之前的黨禍。有漢代的鉤黨，唐代的牛李黨。在此之後的黨禍，有明代的東林黨，復社黨，這些都可以說是小人在陷害君子。只有宋代的黨禍不是這樣，他的性質非常複雜，而且很不容易分清誰對誰錯，要辨別他的正誤，無異於自尋煩惱。總的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