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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思維上的飛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釋什麼，就應該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層的含意。
比如說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兩相之間的對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證明，只要出現這樣的局面，無論對錯，都是同時下臺的結果。那樣是解恨了，可國家誰去管？民生誰去管？大宋朝堂從上到下，打成一鍋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執之臣，雍容大度，必須從全方位考慮事情，黑、白之外，還有千萬種色彩，要走那條對國家、對朝局最有利的那條路。
所以王曾選擇了沉默，至於說什麼君子、小人、奸邪，見鬼去吧，沒有這些珍稀動物，不分得這樣清，趙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來了，趙光義也活得很快活。
當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離開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條道路，可不知該怎麼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須離開京城去饒州。這個時候范仲淹己經46歲了！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後的京城裡還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黨干政風波還沒有收尾。不光是歐陽修等人寧死不屈，發貶到遠邊地區去當官都一點不在乎，就連京城之外也出了問題。西京洛陽方面的推官蔡襄寫了一首詩，題名《四賢一不肖》，四賢就是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諫院的右司諫高若訥。蔡襄此人文才極高，這首詩迅速從西京波及到東京，又向東京輻射全國，最後竟然連百年好合的友邦遼國也被驚動了。
那是因為正好有遼國的使者進京，這位仁兄花重金請人抄寫了這首詩，回到幽州之後，就帖到了城門上，讓所有胡漢居民觀看――大宋朝裡好熱鬧，文化太昌盛，連罵架都可以寫成詩！
而大宰相呂夷簡的憤怒也終於表露了出來，他授意自己的親信，御史臺裡的侍御史韓瀆出面，奏請皇帝在朝堂之上樹立一張榜，那就是有名的“朋黨榜”；范仲淹的成分變複雜，一邊是偉大的君子，一邊是結黨的小人，以他為典型，從此嚴禁結黨營私，組建非法小集團。尤其是強調一點，絕不允許百官越職言事。
至此總結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奮鬥應該說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讓范仲淹的心靈得到了昇華，他的成熟，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這樣轟轟烈烈的君子整風運動，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飄過宋朝的邊境，就會發現它們分文不值，異族人己經野心膨脹，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興衰關頭了。
《中國曆代黨爭》第五章（10）
同年十二月二日，河東方向大地震。而且這還只是開始，地震的餘波直到第二年仍在繼續。地震的危害，古今相同。但是在宋朝，立即就有人把它跟政治上的貪婪*聯絡在了一起，言官、大臣集體上書，要求改變目前的局面，宋祁、韓琦、蘇舜欽、葉清臣、張方平、張觀等人就是這些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們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抨擊時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張。當時一些士大夫為范仲淹等人鳴不平，屢屢上書皇帝。興起了朋黨之論。寶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詔禁止這種現象，宋仁宗的詔書說范仲淹等人被貶並非詆譭宰相呂夷簡，而是涉及擁立太子之事，從今以後，朝廷內外官僚凡上書論及范仲淹被貶一事者一律按朋黨論處。從此以後，朋黨之論才漸漸平息。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陝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陝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到了陝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範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的范仲淹。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第三節 瘋狂的舌頭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已經統治了80餘年，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宋初以來，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竟相兼併土地，造成“勢官富姓，佔田無限”的嚴重局面。土地集中的過程，就是農民們傾家破產、流離失所的過程。同時，宋初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策和措施，逐漸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
宋太祖開寶年間，作為正規軍的禁軍約有38萬人，宋仁宗時為對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