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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孫等人作為黨羽，在先後六七年間，興大獄又六七次之多。楊左等東林黨的君子都死在他手裡。一時間魏忠賢黨羽遍佈天下，而正人君子則被一網打盡。從朝廷大臣到低微的官員都被宦官或者那些像牆頭草一樣搖擺不定的人所壟斷。由此明朝的元氣耗盡，等到崇禎皇帝即位後，宦官黨羽雖然除掉了，但是朝廷裡面那些自立門戶的官員相互攻訐的形勢已經改變不了了。
明武宗時候的晚清三案已經讓朝廷內部鬥爭嚴重，進而導致了政治上的極端不穩定。朝廷內的黨爭使得大臣們寧可坐視國家亂亡，也不破除門戶之見。在李自成攻克北京後，朱由崧南逃淮安，由鳳陽總督馬士英、阮大鋮擁至南京稱帝。他們以擁立之功升為內閣在學士兼兵部尚書，掌握朝政大權，並在朝中招納貪官汙吏，挾福王以令諸臣。這跟魏忠賢手下的崔呈秀，魏廣微耍的老把戲差不多。
二、嘮叨計程車大夫
明朝計程車大夫常常意氣用事。對君主和宰相的舉動督責的太嚴。朝廷有事的時候他們不能斟酌情理，婉言規勸。動不動就叫上朋友同仁參與爭執，聲討君主的錯位，使得皇帝惱羞成怒，沒了迴旋的餘地。以此來博得一己名望。但這樣做對國家毫無好處。比如憲宗時候孝莊皇后的合葬問題，世宗時期的大禮議，神宗時期張居正的奪情問題，都是顯著的例子。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中國曆代黨爭》第九章（2）
這些士大夫言辭苛刻、遇事生風、推測過深。他們給人家扣上的罪名，往往比人家實際的罪名要重的多。有一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太子朱常洛的慈慶宮，打傷守門太監，眾大臣就一定要說這個人是鄭貴妃主使的。李可灼是個庸醫，用錯了藥，醫死了病人，眾大臣就說這是陰謀，大學士方從哲從中調停，眾大臣就說方從哲有弒逆之罪。安土重遷也是人之常情，李選侍是個哦婦道人家，不想搬出乾清宮，楊漣就指責李選侍專擅。等到移宮以後，賈繼春又上了一道奏疏，說是朝臣們在新君即位之時引導皇帝凌逼先帝妃嬪。說先帝屍骨未寒而侍妾先被驅逐等語。士大夫們像這樣附會宮禁、捕風捉影形成了了積習，這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的黨爭愈演愈烈。
魏忠賢本是一個市井無賴，沒有曹操、王莽那樣的跋扈之才，卻有李林甫、秦檜、嚴嵩等人的陰險。那些士大夫們沒能對魏忠賢預先防備，魏忠賢卻搶先多次興大獄打擊那些士大夫。而那些士大夫卻只會憑藉口頭輿論來攻擊魏忠賢，拿不出實際的行動。明熹宗年紀小，被宦官宮女在深宮之中帶大，對政治很糊塗，即位後自然也不懂這些。士大夫嚮明熹宗口伐魏忠賢就好比是對牛彈琴，根本就沒有用。明熹宗對於大臣的上疏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處理，就都交給魏忠賢了。而魏忠賢就用各種罪名逮捕並誅殺這些士大夫。國家的正人君子都被殺了，國家也就隨之衰亡了。以狹義的程朱道學培養起來的八股先生是不會變通的。
第二節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明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東漢之末和晚唐時期那些宦官的氣焰之兇，勢力之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也實屬罕見。明代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從此一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200多年來，宦官都活躍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
朱元璋剛即位的時候對宦官限制極嚴，曾立下規章制度，不許宦官讀書識字，不許宦官兼任外臣文武銜，不許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級不得超過四品等，還在宮門上掛一塊高3尺的鐵牌，上面刻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個時候，宦官是很不得勢的，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得干預朝政，與官吏交往，甚至連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這是因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發跡於民間，親眼目睹過宦官的危害，他認為宦官這個群體對於國家來說不起什麼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對宦官的防範措施不可謂不嚴。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費盡心機、不遺餘力推行的極端君主專制制度，為日後宦官干政預埋了禍亂的種子。
明初洪武十一年，湘、桂、黔邊區的侗族人民，在吳勉的領導下，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次起義的中心地區是五開洞（洞名在湖南辰沅道靖縣邊界）。活動範圍在今之黎平、從江、榕江、錦屏、天柱、靖縣、通道、綏寧、武崗等地。明王朝派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為總官前往*。十一月，楊仲名剿平五叛亂。在這個過程中，太祖曾派內臣吳誠視軍，之後又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