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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1086）七月，司馬光上書太皇太后，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最關鍵問題是收羅人才，建議朝廷實行十科取士制度，所謂十科是：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官僚、平民均可入選）、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限在職官僚入選）、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限選舉文武官員或武臣鈐轄以上級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知州以上級別的官僚方可入選）、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無官位均可入選）、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無官職均可入選）、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有官職計程車大夫可以入選）、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有官職士大夫入選）、練習法令能斷清讞科（有官職士大夫入選），司馬光還建議由在職官僚每年推薦三名十科人選，並由自己充作保人，如果所舉十科人選在其後的生涯中犯罪或犯了其它錯誤，舉主與被舉薦人均要受到懲罰。司馬光的意見立即被採納，宋朝政府迅速推廣了十科取士法，並設定春秋博士，強令禁止科舉引用字說及佛老之書，解釋經義只能引用儒家學說，不準在策論中引用王氏學說。後來又恢復了詩賦，與經義共同作為科舉的科目，王氏自此受到沉重打擊。
後來，朝廷恢復新法，停止了十科舉士的科考制度，下詔進士不用學詩賦，而專門研究經義，解除了對《字說》的禁錮，並且廢除了春秋科目。國子監上奏朝廷以王安石所撰寫的《熙寧字說》、《洪範傳》及王雱的《論語義》和《孟子義》刊印後分發給學生，學生們的文章又開始以王氏所定為規範，至此，王氏學說重新興盛起來。
徽宗崇寧期間，朝廷再次倡導新法，蔡京升任宰相，將元祐當人列為奸黨，禁止他們傳播學術，燒燬了範祖禹、唐鑑和三蘇、黃庭堅、秦觀等人的文集。言官們紛紛上書說原直秘閣程頤製造邪說，惑亂民心，而尹焯、張繹都是他的黨羽。朝廷下詔河南知府驅逐程頤門人，程頤的著作也讓相關部門嚴加封鎖。這是宋朝當政者直接程學的開始。朝廷將王安石的雕像放在孔子身邊，位置僅次於孟子，並追封為舒王。他的兒子王雱被封為臨川伯，在孔廟陪祭。
宣和中期，朝廷再次禁止元祐學術，凡事沿用元祐學術的舉人全部被定為違制。有個福建書商印製司馬光等人的文集，朝廷知道後，立即下詔將其製版燒燬。蘇軾、黃庭堅的所有著作全部被焚燬，而又繼續援用蘇黃學說的人全部被定罪為“大不恭”。
靖康之難開始，朝廷廢除了對元祐黨人學術的禁錮，恢復了春秋博士官，並禁用了王安石的《字說》。國子祭酒楊時向皇帝上書，說：“王安石的著作為邪理歪說，遮掩了學者的耳目，使學者們的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懇請朝廷追回他的王爵尊位，並下詔明示天下，銷燬他的配享孔子之像，使邪說淫辭再也不能夠惑亂學者之心。”朝廷下詔撤銷了王安石的配享，降為孔廟陪祭，王氏學說再次受到沉重打擊。而此時學生們習用王氏學說考試已經有已數十年，忽然聽說楊時將王氏學說貶為邪說，紛紛爭吵不休。御史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均上疏詆譭楊時。朝廷只好下詔罷免了楊時的祭酒一職，貶為給事中。楊時全力辭官，遂封為徽猷閣，等待朝廷詔令，最終辭職歸家。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中國曆代黨爭》第八章（3）
高宗即位後，科舉兼用經義和詩賦，並恢復了十科取士法。此時，王學和程學都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但是程門的楊時、尹焯等人在當時名聲很大。吏部員外郎陳公輔不喜歡專門的學問，便向朝廷上疏說：“王安石的新法廢掉了很多人才，而他的學術又開始敗壞人心。《三經新義》、《熙寧字說》二書，詆譭聖人，不分是非。他的過錯不僅僅是這些。《春秋》是為人正名分、定褒貶的，可以讓亂臣賊子感到懼怕，而王安石卻讓學者不用讀《春秋》，《史記》、《漢書》記載的是國家的成敗教訓，對於一個國家的治理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鑑作用，而王安石卻偏偏不讓學者們讀《史記》和《漢書》。公卿大夫應首重‘氣節忠義’，而王安石卻說王莽篡權後，揚雄俯首稱臣於王莽合於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之義。又說五代時歷事‘四姓八君’的馮道‘最善避難以存身’。這種說法使滿朝文武不以氣節忠義相抵礪，使公卿大夫喪失了忠心為國的臣子之道，所以王安石的這一學說是不能提倡的。”奏摺呈上以後，皇帝非常高興，封他為左司諫。
不久，陳公輔再次上書，說：“如今世人都推崇程頤的學說，並稱之為‘伊川之學’，認為他的話才是正大的語言。甚至傳言說堯舜將他們的文武之道傳給了孔子，孔子傳給了孟軻，孟軻又傳給了程頤，程頤死後就麼有傳人了。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