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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大做工作、製造輿論、統一思想。這一時期，正好跨越他由韜光養晦到親政的全過程。這種耐心、細緻的做法，在歷代帝王中實屬罕見——這種心態與做派，並未影響他最終達成“滅佛”的目標。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位頗具心計的皇帝，如何推進他“漸進式滅佛運動”的。
《周書·武帝記》記載，天和元年（公元556年）的某一天，周武帝下詔令眾臣到正武英殿，聽他親自講解儒家經典《禮記》。這一專題性的講座於兩年後的某一天，在大德殿又進行了一次，只不過這次的聽眾除了群臣百僚外，還有特邀的沙門（和尚）、道士們。史書沒有記載，這兩次講座結束後，是否安排了討論等議程。
又過了一年，天和四年（公元569年）二月，周武帝將大家召集到大德殿。這一次，他沒有像前兩次那樣獨佔講臺，讓大家聽他一個人之乎者也地嘮叨，而是組織了一場類似學術研討的活動。參加者除了群臣以外，還有道士及沙門，討論的議題是佛、道二教的教義。這次討論的具體內容、過程及結果，史書上未作披露。
一個多月後（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再次於正殿召集眾僧、名儒、道士們討論三教的優劣。可能是由三家學者各自闡析自家的學說，最後由皇帝“打分”，排列先後順序。其結果，道教出於“無名”之前，所以排在第一；儒教排在第二；佛教第三。這種排列順序的做法，顯然是一種製造輿論的手段。排在前面的，當然是最值得重視的，相反，排在後面的，當然就可以被輕視，甚至是被放棄。但單純地排列順序，並不是目的。皇帝趁熱打鐵，於5天后再次召###議，並親自宣佈：儒、道二教為國家長期尊崇，而佛教是後來的，所以朕的意思是不立此教。這一決定很可能受到臣下們的反對。因此，不到1個月（四月），武帝就這一問題繼續組織討論。據《廣弘明集·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歷代三寶記》記載，他還親命司隸大夫甄鸞，詳細考察佛、道二教，以定深淺、辨真偽。
甄鸞是一位做事非常認真的書呆子。他是一位天文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數學家，他編訂的一部曆法，曾於3年前（公元566年，天和元年）被帝國頒佈實施；此外他還是幾部數學專著《五經算術》《五曹算經》《數術記遺》的作者。正因為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學者，周武帝才請他出來對兩家學說加以辨析。接到這個任務後，老先生花費了將近1年的時間（10個月）進行深入考察，於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呈上了他的研究報告。這篇報告的篇幅足有三卷，名為《笑道論》。報告中，他很不客氣地對道教進行了不留情面地批駁，並使用了一些類似嘲諷的口氣，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笑道論》這個題目上感受到。
這種結論，顯然不是皇帝陛下想要的，也打亂了他的部署。3個月後，周武帝有針對性地召集了一個“現場辦公會議”，親自宣佈《笑道論》損害了道教，進行了一番批駁後，命人在朝堂之上，將老先生花了10個月才折騰出來的學術論文當場焚燬，致使這部著作最終沒有留下一部手抄本。4個月後（九月），高僧釋道安也呈上一篇《二教論》，將道教歸入儒教，把他們看作同宗，並強調佛教是“內教”，儒教是“外教”，試圖說明儒、佛二教本無衝突，以調和三教間的矛盾。這實際上是一種帶有妥協色彩的說法，是“三教合一”的另一個版本。此後，圍繞這件事情的討論，似乎暫時停歇下來。因為，周武帝在這段時間裡，正在集中精力解決一件更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除掉權臣宇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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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的刑杖（8）
《周書·武帝紀》記載，事情解決後，就在他開始親政的第二年（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十二月），又將群臣、沙門、道士等，召集到一起，再次排列“三教”的順序。這次，經歷了長時間的相互辯論，結果是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最後。這個結果，使皇帝陛下感到滿意。他明白，該到收場的時候了！但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到皇帝陛下的大度與公平，他還是謹慎地給了佛、道兩家一次單獨辯論的機會。皇帝陛下耐心地給了辯論雙方5個月的準備時間。據《續高僧傳·智炫傳》記載，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皇帝親自“鳴鑼開市”，於太極殿中，命僧人與道士辯論二教的優劣，結果道士敗下陣來。皇帝對這一結果感到震驚，於是，以裁判員的姿態自升高座，很不客氣地指責佛法“不淨”，主辯的僧人顯然也很激動，馬上指責道法更為“不淨”。
就在這一辯論結束的第二天，皇帝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