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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人力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衛元嵩還提出一套非常奇特的理論，想建立一個理想化的佛教社會。他建議：不設寺院道場，全國上下以皇帝為“如來”進行崇拜，僧人與俗人一起生活，夫妻可以繼續他們的世俗生活，並被納入僧團，以儒家的社會道德作為佛教的道德標準等。
其實，衛元嵩提出以皇帝為“如來”的建議，並不是他的獨創。就在將近200年前，北魏帝國的建立者道武帝就已經將這種觀念樹立起來了。據《魏書·釋老志》記載，當時一位出自佛圖澄、道安門下的法果和尚被道武帝請到京師，並被任命為“道人統”，總管全國僧人及佛教事務。不久，法果就明確表示，將佛教教權歸屬於皇帝陛下。這位法果似乎與他的老師們完全不同，他不但不強調“沙門不敬王者”①，反而要求沙門們像頂禮釋迦牟尼一樣頂禮當今皇帝。他曾誇讚道武帝說：“太祖名睿好道，即是當今‘如來’。”並且明確地告知僧團“能弘教者人主也”，意思是沒有皇帝的支援，佛教不可能得到弘揚。這話說得一點沒錯，事實證明，歷代佛教的興衰，都與皇帝個人的好惡有絕對的關係。所以在法果看來，僧人禮拜皇帝，就如同禮拜佛陀一樣。
這樣一來，道武帝不再僅僅是人間的皇帝，而已經變成了佛教的至尊，其地位完全等同於教主。這在佛教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大創舉。如前文所講，這顯然與佛教“沙門不敬王者”的原則相違背。既然弘教的王者是“如來”，那麼道武帝的繼承者一樣可以被稱作“如來”，受到佛教信徒們的禮拜。其後，佛教造像在北魏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石窟的開鑿更是突出了這一時代佛教造像的狂熱。現在的人們在觀賞當時造像藝術的同時，也在揣摩那些“如來帝王”們的眉眼輪廓。北魏的皇帝們，包括道武帝、孝文帝以至孝文帝的母后等，都曾被塑造在一座座帶有鮮卑民族特色的豪華佛龕之內。就這樣，北魏成就了政教合一的體制。佛教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國教，國教是皇帝直接領導的，自然也就高於儒術及道教。皇帝們被僧團推舉到“如來”的位置上，對僧團的不良表現自然也就網開一面。這種勢頭促使佛教迅速膨脹，當它發展到了失控的狀態時，也只有皇帝本人才能解決。北魏到了第三代君主太武帝時，面對這種狀況，以“如來”為化身的皇帝，也只能舉起他手中的“刑杖”了。
回過頭來，我們繼續說衛元嵩。他在奏章中，除了大書一些荒誕的個人理想外，對當時佛教的時弊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廣弘明集》卷七《敘列代王臣滯惑解》記載，這位衛元嵩以佛教界人士的身份提出：大量役使民力建寺、造廟、塑像，損傷了百姓而蔭益了那些泥土木料等無情之物，不是佛教大慈為本的精神！我們可以想見，他的本意顯然不是將佛教徹底取締，而是按照他個人的想象進行改造，使佛教能夠更好地順應社會。這種善意的思考，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但從他後來的幾部論著（《佛道二論》《齊三教論》）中不難看出，他是一位堅定的“三教融合”的倡導者。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衛元嵩有強烈的政治抱負。作為一名僧人，雖然對當時佛教的時弊提出了抨擊，但這並不表明他的見解符合佛教本義。很明顯，他提出的那套改造佛教的主張，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大雜燴”，荒謬而可笑，從個人的修行與操守方面看，他本人的做法與行為，也完全脫離了出家僧人的道德規範。我們不難看出，他的本意不過是想標新立異，以博取一點個人的名聲而已。他從蜀地來到北魏帝國的京城長安，所為無非是“名”、“利”二字。雖然，他對於當時佛教的批評，也曾引起朝廷的注意，也因此博取過朝野反佛人士的共鳴，但他提出的這一“改造”佛教的方案，卻沒有任何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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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的刑杖（7）
周武帝滅佛，並非完全因為衛元嵩的這份奏摺，他考慮的遠比衛元嵩要多得多。他採取的方式，也不像130多年前北魏太武帝那麼粗魯簡單。在這件事情上，他顯得老練而穩妥。
這與他當時的處境十分相關。周武帝初期，晉公宇文護權傾朝野，專權跋扈。此前，他已經先後殺掉了兩位由他親自擁立的皇帝。這使得排隊跟著即位的周武帝不得不處處謹慎小心，時時如履薄冰。史書上說他“常自晦跡，人莫測其深淺”，可見這位年輕皇帝的城府。後來，他見時機成熟，用計謀騙殺了宇文護，才得以親政。
為了處理佛教的事情，他於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到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整整8年的時間裡，非常投入地召集了至少12次御前會議，圍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