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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縱兵焚掠，部分皇家宮殿與官府建築化為灰燼，3萬人被屠殺，使得飢餓不堪的民眾們，再次重演了人吃人的慘劇；同年秋天，漢兵圍長安，晉南陽王投降，戰後饑荒，百姓活下來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夏季，劉曜被晉軍攻擊兵敗後，強行擄掠長安8萬人口逃回平陽（現山西平陽）；這年冬，劉曜被晉將所敗，被殺者屍體堆積數百里，整個山頭都被血染成紅色。
晉建興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劉曜圍困長安，城內發生大饑荒，據說米與鬥金同價。讓我們感到沉重的是，人吃人的慘劇再次發生，結果是大部分人因飢餓而死去！
西晉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持續了7年，但殘酷的戰爭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漢人的政權被打到了江南，北方的“五胡”又開始在這塊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甩開膀子相互廝殺起來。這一場場發生在胡人之間，沒有規則可言的戰爭，在中國北方足足持續了70多年的時間。他們之間的關係，完全可以用“民族恨”、“階級仇”來形容，這就是被史家們稱作“十六國”的時期，歷史更是雜亂難述。但有一點是可信的：這一時段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之一。人命被視為草芥，殺人屠城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70年後，滿目瘡痍的北方國土，才逐漸被鮮卑人統一起來，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北魏帝國，對此我們不再贅述。
悲慘世界中的呻吟（3）
此時南方的東晉帝國和它後繼的4個朝代，也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殺人記錄。梁武帝後期，侯景叛亂也造成了空前的人禍災難。公元548年，侯景攻入建康。他進城後釋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訴他的將領們，要殺個乾淨，好讓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他的軍隊進城後，將金銀財寶搶劫一空，並將藏書、文物焚燒殆盡，一時間，米價高至七八萬錢一升。據說，朝廷的官員們由於捱餓，面部瘦得像尖嘴的鳥一樣，他們身穿綾羅綢緞，抱著一箱箱當年搜刮來的金銀，伏在床邊等死。全城被餓死的人超過14萬。
此外，侯景所部佔據三吳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們還大量擄掠人口，販賣到北方充當奴隸，以換取銀兩。
公元550年，侯景部下在廣陵，將8000名俘虜的下半身埋入地下，任騎兵用弓箭射殺以取樂。廣陵城被他們這麼一折騰，即刻變成一座空城。
以上發生在這一時段的戰亂，已經足以在幾代中國人的心靈播下陰霾的種子，迫使這一時期的中國人，深刻地體會到生命與世事的無常。這種感受，不僅停留在那些被迫交出生存權的下層百姓中，即便是那些掌握了生殺大權、馳騁在政治舞臺上的風雲人物們，也同樣患有這類精神“焦慮症”。
曹操作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詩作中同樣充滿了這種情緒：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①
心常嘆怨，慼慼多悲。②
神龜雖壽，猷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③
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④
作為當時最有權勢的帝國二把手，曹操生殺大權的實施範圍，甚至涵蓋他的頂頭上司——漢帝國的皇帝。但對於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尚且“憂思難忘”，借酒解憂。被他欺凌得可憐巴巴的漢獻帝，不知該做何感想？更不用說那些被他大肆屠殺的人們了。
相對而言，那些掙扎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時時痛念那些因戰亂、天災而暴死的親人，祈求他們的靈魂能夠得到安寧，更希望那些冤魂不要來打擾自己的生活，將他們不幸的陰影投射到自己和後代身上。他們更想求得自身的幸福和躲避悲慘的命運，這種願望，在長期大戰及連年的災害之後顯得更加強烈。
傳統的“方術”，在這方面滿足了一部分大眾的需求。從前面介紹的那些傳統“方術”中，我們不難看出，它們具有安慰、救濟死者靈魂、驅鬼降魔、預測生者未來、求得現世幸福等功效。其中“巫蠱”之術，還能滿足弱勢群體以弱勝強的心理需求。傳入不久的佛教，在此時雖然還沒有太多的理論成分，尚混同於“方術”，但其思想當中，顯露出特有的慈悲、平等精神，已備受中國人的喜愛。因為“方術”背後，沒有同情與關愛，它像一種單純的“技巧”，不管你是什麼人，想求得什麼利益，只要你參加祭祀，按照方士們提供的程式去做，“鬼神”都會幫助你。神秘的背後，似乎只是接受了祭祀的“神鬼”們例行公事地完成義務——這很符合中國人送禮、走後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