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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南亞次大陸（天竺）。但是古代中國人，多認為天竺（古代印度）也在西面，所以很容易生出誤解。法顯及後來的玄奘，都被認為是西行求法①。實際上，西行只是途經的西域地區，而南行天竺才是目的地。但西行所經過的國家，確實多是信仰佛教的地區。
商路通了，佛教東傳之路也就通了。此時佛教已經漸漸開始從大夏、安息、大月氏向東越過蔥嶺，傳入中國的西北地區，最後傳入內地。我們不準備在這裡具體地描述傳播路線，因為牽涉很多難記的地名、名稱及彎彎繞繞的路線，還是讓我們看一看有關佛教傳入的標誌性記載吧。
據《三國志》裴注的資料看，前面提到那個被匈奴人驅趕的大月氏，在移居地逐漸強大起來，先後將賓、大夏、高附、天竺等國併入自己的版圖。《三國志·魏志·西戎傳》注引還有這樣的記載，當時的大月氏王曾派遣一位叫做伊存的人來到漢地，將佛經口授給當時東漢的一位博士弟子景盧，這部口授的經典被稱作《浮屠經》。這一記載沒有說明伊存的身份，也許他是大月氏的一位官員，或是一位僧人。如果究其細節，伊存和景盧兩人中，起碼有一位精通兩國語言。這一年，大約是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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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師們的咒語（2）
口授佛經，是佛教傳播過程中的傳統方式。因為此時離佛教第一部文字經典的問世，還有100多年的時間。從釋迦牟尼在世，直到他滅度500多年（公元1世紀），這段時間裡，佛教僅有口傳的經典，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口口相傳，是佛經在印度流傳的重要手段。直到800年後，法顯西行求法時，這種口傳的方式，在北天竺很多地方，仍然被僧人們採用。據《佛國記》說，法顯來到這裡後，驚奇地發現，“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可見，直到此時，這裡仍然沒有書寫的文字經典，只有口頭傳誦的經典。所以，法顯等人在北天竺諸國一無所獲。因為法顯西行的目的，是求得佛教梵文或巴利文戒本和經本，並在當地進行抄寫，而不是記錄口傳的內容。這很可能與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重視文字經典有關，他們顯然認為口頭的傳誦，不可能像世代傳承的文字那樣言之鑿鑿。雖然到此為止，佛教誕生寫經已有300多年的歷史①，但佛教的發源地及附近地區，仍然堅持口頭的傳道方式，可見傳統習慣的根深蒂固。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更相信文字是千古不變的，在公元前11世紀以前，就開始用文字記錄各類經典，可見中國人重視文字記錄經典的習慣，確實由來已久。既然視經典為權威，那麼為了取信於人，自然也是拿經典說話。所以，偽經氾濫，也就成為這塊土地上製假販假的最早典故和最高“成就”！
就在伊存授經這一具有標誌性事件發生後的60多年裡，大漢帝國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短暫的王莽改制，國號曾一度由“漢”變成了“新”，劉家的天下也變成了王家的。第二件，就是光武帝恢復了漢家的天下，史稱東漢或後漢。這兩件事情似乎與佛教東傳沒有什麼關係。但第三件事情的發生，則直接續寫了66年前的那個故事。
此時，正是光武帝的繼承者明帝在位，這一年是永平八年（公元65年），漢明帝下了一道詔書，號召天下有罪的人，可以用一種叫做縑的細絹贖罪，這種贖罪方法頗有些花錢消災的意味。中央政府可能非常需要這些細絹來充實國庫，或用於施捨各類祭祀儀式。第一個對此詔令作出響應的，是楚王劉英。這位當朝皇弟與皇上的關係非常密切，他派遣中書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送到國相（為中央政府派駐各封國的特派機構）處，表示願以此贖以往的罪過。明帝得知此事後，感到非常高興，馬上下詔說：“楚王熟讀黃老之微言，崇尚浮屠（佛陀、佛教）之仁祠，齋戒三月，與神為誓，有什麼值得悔過的？他所奉獻的縑素可供養伊蒲塞①、桑門②。”這道詔書，被迅速下達到各封國，很有點宣傳先進模範的味道。
從這道詔書中，我們可以知道，在當時，明帝與他的兄弟楚王劉英都將佛教與黃老之學混同於祭祀與方術。據《後漢書·楚王英傳》記載，劉英晚年“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而皇帝公開肯定這種做法，並以中央政權的名義，在全國發起向楚王學習的號召，無異於倡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尊道崇佛”運動。這一記載使我們注意到，“浮屠”作為祭祀物件，第一次在中央政府的權威檔案中，得到與黃老祭祀同樣的肯定。
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的幾個兒子，都喜歡鬼神方術，其中也包括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