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興六十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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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初”。

應當指出：當時明朝人對於遼東形勢有悲觀派和樂觀派兩種分析。悲觀派如王在晉，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鋪再修一座城護衛關城；樂觀派如袁崇煥主張“五年復遼”。袁崇煥是樂觀派，他對“彼”與“己”的分析是：

對“己”——

（1）皇帝英睿（對他超乎尋常信任）；

（2）內閣新東林內閣；

（3）七卿六部尚書和左都御史主要是東林黨人；

（4）統帥自任兵部尚書兼薊遼督師；

（5）戶部供應糧餉；

（6）工部供應器械；

（7）吏部遴選官員；

（8）兵部作戰協調；

（9）言官不亂彈劾；

（10）兵略有寧遠、寧錦兩次大捷的經驗。

對“彼”——

（1）老汗努爾哈赤敗死在自己手下；

（2）後金汗位交替，內部不穩；

（3）皇太極在寧錦也曾敗在自己手下；

（4）遼民對後金普遍不滿與反抗。

對“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約支援明朝；

（2）朝鮮李朝國王李倧（zōnɡ）也對後金不滿。

以上16條因素，如果最佳組合，“五年復遼”是可能的。認為袁崇煥“五年復遼”是“斗膽在君前‘戲言’”的論斷，缺乏史據，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煥的悲劇在於，他對“己”、“彼”、“友”關係的變數考慮不周，對明朝痼疾認識不夠，對後金新政估計不足，對政治與軍事全域性判斷失誤，從而留下隙缺——皇太極的“天聰新政”出了一個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臟”——突然襲擊，攻打北京。於是，整個一盤棋全被攪局了，釀成了袁崇煥“五年復遼”化作泡影的悲劇。

第二十七講　天聰新政（1）

在明朝與後金對弈的棋盤上，明朝政局發生了鉅變，主要是崇禎帝採取重大措施，強化皇權；後金政局也發生了鉅變，主要是天聰汗皇太極調整治國政策，固本鼎新——這些對袁崇煥督師薊遼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因為袁崇煥的主要對手是皇太極，而皇太極又是袁崇煥的剋星，所以要進一步瞭解袁崇煥必須瞭解皇太極，而瞭解皇太極要從其人其政入手。一、天聰其人

天聰汗皇太極是努爾哈赤的第八子。努爾哈赤共有16個兒子，其中傑出的有：長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十四子多爾袞；還有兩個侄子（舒爾哈齊之子）——阿敏和濟爾哈朗也較出色。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清太祖努爾哈赤死。努爾哈赤的死和天啟皇帝的死，只差一年；同樣，崇禎帝繼位和天聰汗繼位，也只差一年。

天聰汗皇太極像

努爾哈赤死後的汗位繼承，實行的是八和碩貝勒共議推舉新汗的制度。在努爾哈赤的子侄中，褚英已死，多爾袞太小，以四大貝勒權勢最大，最有希望繼承汗位。他們是：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和四貝勒皇太極。但阿敏的父親舒爾哈齊因罪被圈禁至死，他本身也犯過大錯，實際已經沒有資格爭奪汗位。三貝勒莽古爾泰的生母富察氏，因夫君戰死而改嫁給努爾哈赤。富察氏有過錯，莽古爾泰便親手殺死他的生身母親。這件事雖博得他父親的信任，但使他在兄弟、大臣中威望下降。所以，莽古爾泰在汗位爭奪中也沒有什麼競爭力。

最有希望繼承汗位的大貝勒代善，在汗位爭奪中，也敗給了皇太極。《滿文老檔》記載，天命五年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努爾哈赤小福晉德因澤告發代善與繼母大福晉關係曖昧：“大福晉曾二次備辦飯食，送與大貝勒，大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送飯食與四貝勒，四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晉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貝勒家，如此往來，諒有同謀也！福晉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德因澤又訐告，每當諸貝勒大臣在汗的家裡宴會時，大福晉飾金佩珠、錦緞妝扮，傾視大貝勒，彼此眉來眼去。努爾哈赤派大臣去調查，後查明告發屬實。努爾哈赤對大貝勒同大福晉的曖昧關係極為憤慨，但他既不願加罪於兒子，又不願家醜外揚，便藉口大福晉竊藏金帛，勒令離棄。小福晉德因澤因告訐有功，被榮升與努爾哈赤同桌吃飯。有學者認為：大福晉送皇太極飯食而皇太極未吃，德因澤身在深宮何以曉得？可見德因澤告訐之謀出自皇太極。皇太極藉此施一箭雙鵰之計：既使大福晉被廢，又使大貝勒聲名狼藉，從而為自己繼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