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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阿拉伯世界對9·11的態度，讓多數的美國人感到不可思議，但是如果他們能對以色列的坦克隨意撞毀巴勒斯坦難民營的住房和帳篷也表示出同樣的不可思議的話，那麼在反對恐怖主義方面，美國和世界的共同語言就會更多了。
說回中國戰國時代。
荊軻刺秦王的失敗，在我看來，主要的責任應該由燕太子丹承擔，原因是燕太子丹給荊軻的任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個任務，許多讀史書的人沒有注意到，並不是把秦王殺掉，而是妄想挾持秦王，在利刃之下逼秦王放棄攻燕的計劃和統一中國的政治理想，即所謂“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曹沫之於齊桓公是彼一時也，現在是此一時也，政治格局和軍事力量都不能相提並論。當時的齊桓公，是要在諸強並列特別是周室尚有一定政治上的影響力和利用價值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他的政治目標是確立在諸侯中的仲裁地位，而並沒有一匡天下的野心和實力。他要確立自己“守信”的形象，所以才會在曹沫的利刃之下允諾退還侵佔的土地，他失去的比得到的少。而此時的秦王，已經沒有什麼顧慮，統一六國已是舉國的既定目標，勢在必行，豈能在利刃之下承諾什麼，就算承諾了，回過頭來，馬上反悔，天下誰能奈其何？太子丹在政治上的幼稚，荊軻在政治上的無知，導致一次精彩的恐怖主義行動在一開始就埋伏了失敗的重要因素。荊軻若沒有活捉秦王的念頭，一擊而殺之，或許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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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三：復仇的成本
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荊軻行。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荊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荊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25～226頁
江湖有恩仇，廟堂亦有恩仇。中國人孝父忠君是一體的，家仇國恨也是一體的。
殘酷的政治使人心暴戾，寬容饒恕成了罕見的珍稀物品。
銳圓曾在《天涯》雜誌上讀過孔見兄的一篇文章，他從《農夫與蛇》這篇寓言說起，說到了人的悲憫是如何被非常邏輯地排除了。人要同情憐憫他人，必須先了解他值不值得同情與憐憫，投之以桃，方可報之以李；同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無條件的同情與憐憫則是愚蠢的。他大概是有鑑於9·11，才會想到選這樣的題目來做。9·11給世界提出了宗教的、人文的課題，是繼續睚眥必報，冤冤相報，還是以德報怨，化解恩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有這個問題，小老百姓之間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是像我這樣的20世紀60年代生人從小受到的教育，饒恕是修正主義的，是不可饒恕的。中國人的暴戾之氣一直得不到宗教式的舒解，在古代如此，在近現代也如此。中國的正統文化也講“忠恕”，但歷史學家、政治家會舉出一千條理由讓民眾記住屈辱和仇恨，仁恕之心僅體現在枝節上。
樊於期為了復仇，不惜犧牲自我，他的行為一直被史家所肯定，也被民間所認同。有仇報仇，有冤伸冤，中國人被黑暗政治壓迫得太久，積鬱在心頭的仇恨是那樣的沉重，那樣不能化解。所以，樊於期為報家仇犧牲自己，被看成是一種高尚的精神體現也就不奇怪了。這樣睚眥必報的人格，是在怎樣的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值得認真思考。
荊軻受太子丹禮遇，或許可以不死；而樊於期自刎，用自己的頭顱做荊軻赴秦的道具，荊軻就不得不死了。樊於期以生命相托，荊軻必以死報之。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這種抱著必死信念以赴危難的精神，一到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就會被人們記起。《資治通鑑》卷第七秦紀二（凡十九年）◎《資治通鑑》卷第七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