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現場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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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24～225頁

燕太子丹策劃的刺殺行動以失敗告終，在這次歷史事件中，荊軻、高漸離、田光、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陽、秦王等歷史人物，共同出演了一場話劇，給中國歷史留下了說不完的話題，給中國文化塗抹了慷慨悲涼的美學光彩，給中國人格精神注入了些許男兒血性。

太子丹策劃刺秦，一開始就遭到了他的老師鞠武的反對，鞠武給太子丹的建議是，繼續尋求列國的支援和合作，結成統一戰線，甚至尋找北方匈奴（這是異族）的支援。統一戰線之不能寄以希望，已被無數事實證明。與匈奴合作，方式無非是許以財帛，類似今天之僱傭軍。燕國有無財力滿足匈奴兵的需要是一個大問題，匈奴在中原內地能否戰勝秦兵更是大問題。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1年申侯借西戎兵攻破鎬京，殺了周幽王，西戎不肯撤軍，導致了周王朝東遷雒邑，此後向異族借兵一直為正統觀念所不容，視之與叛國無異。當時，周朝已被秦滅，但內外（夷狄華夏）之界限恐怕還沒有消弭，所以即便匈奴的兵可借，燕國也要冒更大的政治與道德風險。

司馬光認為：“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聽話聽音，司馬光的意思，是把燕國滅亡的責任推在了太子丹輕舉妄動上。派刺客不是國家間進行###的正途，其“輕慮淺謀”，太子丹也不是不知道，但形勢是，鞠武所說的組織統一戰線尚被認為“曠日彌久”，遠水不救近火，而司馬光給燕國開出的救國藥方則更是離譜：“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通篇的大道理，好像讓人無從辯駁，其實是大而無當。當強敵壓境，尋求鄰國緊急援助尚來不及時，你讓他按照儒家的聖賢學說，把官員選拔好，把政治搞好，把人民搞掂，把鄰國勾兌好……就像對一個正在接受急救的病人說：你應該注意營養、加強鍛鍊、飯前洗手、不喝生水、不吸菸、不飲酒、早睡早起、和女人做愛帶好安全套，這樣就會“安如磐石”，百病不侵，更不用到醫院等死。如果燕國能修煉到“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的境界，不用你廢話，他也肯定不會花銀子請刺客玩兒命。

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標準向來都是多重的。從今天看，如果從人道的角度看，燕太子丹最好的行動是舉國投降秦國，以避免戰爭，傷及無辜；從保留氣節的角度看，如果寧死不降，臨死前奮力一拼，甚至自殺性地以卵擊石，也值得稱頌；而拋開歷史的可能性，以僵化的教條苛求他人應該如何如何，正是我們常說的，站著說話不腰疼。也許，司馬光的這番話，其實是說給北方有遼、金壓境的宋家皇帝哥哥聽的，雖然不符合燕國的實際，但或許符合宋國的實際也未可知。宋朝以武人篡奪而軍備不振，經濟繁榮而國力積弱，與“任官”、“政立”、“懷人”、“交鄰”等等關係也不大，宋鑑唐藩鎮之禍走得過遠，輕視將卒恐為主因。

刺秦之二：荊軻為什麼殺不了秦王

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舍荊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荊軻，無所不至。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25頁

燕太子丹對秦國的恐懼是他實行恐怖主義行動的原因。

9·11事件以後，恐怖主義成了使用頻率很高的詞。

恐怖主義是弱勢對強勢的反抗行為。如果你有飛機導彈，我也有飛機導彈，那麼我們可以一起玩飛機導彈，問題是你有我沒有，嚴重地不對稱，怎麼辦？是任你宰割還是尋找你的軟肋進行“恐怖主義”行動？答案很顯然是後者。

本·拉登對美國展開襲擊，肯定是認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符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