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的非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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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認為軍事學院是軍隊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機關，有責任把研究確定的軍事術語（包括軍隊標號）呈報中央軍委使用，以在全軍得到統一。

為此，他親自負責，掌握軍事術語興廢統一的研究，使凡改變和新起用的軍事術語都具有可靠的根據和充足的理由。

劉伯承親自修改了一些關係重大的軍用名詞，如把“工兵”細分為“工程兵”和“工兵”，“戰車”改為“坦克”，“衝鋒”改為“衝擊”，“驅逐機”改為“殲擊機”，“河川地戰鬥”改為“江河地戰鬥”等等。

有時他為了確定一個軍事術語的興廢，往往擺滿一桌子中外書籍和字典，反覆推敲，再三思考，並找來有關人員共同研究後才能定下來。

他還指示有關業務部門在辦理這項工作時，要嚴肅慎重，講究科學性。

1955年7月，劉伯承在給彭德懷呈毛澤東主席的報告中，明確地指出學習蘇聯軍事科學的同時，亟須學習我軍戰史，使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以發揚我軍光榮的戰鬥傳統。

他還建議：對《蘇軍野戰條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編寫成我軍自己的條令。

劉伯承有說到做到、雷厲風行的好作風，這些意見也很快地貫徹到了實際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編。

這是相當艱鉅的工程，他為此出了大力。

在劉伯承提出“發揚我軍光榮傳統”主張的第二年，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暴露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問題。

毛主席、黨中央提出要“以蘇為鑑”，探索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

6月，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檔案的通知》，強調對蘇聯經驗要採取學習與批判的態度，既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又要反對教條主義和機械照搬。

學院加了一個檔案：《毛主席對軍事學院的訓詞》。

曾經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深受教條主義之苦的劉伯承，對於如何反教條主義有精當的見解。

在1956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提出：“科學研究在軍事上，若從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出發，即從適應現代國防要求出發，我們似乎應著重研究‘戰史’，尤其是研究毛澤東的持久戰和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

同時，我們似應著重研究我們所學現代戰爭，在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

以上兩種研究又必使之結合起來，以求適應於今後戰爭可能發展的情況。”

就此，他進一步具體地提出：“我們反教條主義，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正是為了善於學習，善於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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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山掌教碩果累累（6）

現代國防需要知識。

我們實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學院‘努力學習，保衛國防’……黨的八大政治決議要我們解決主要矛盾，即‘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態之間的矛盾’，那我們只有在提高國防科學水平上去努力吧！”信末，他署名之後寫道：“1956年1月26日眼花手抖書此。”

這是劉伯承在上海治病期間寫的，足見他多麼關心要正確地反教條主義。

1957年3月上旬，原志願軍第十五軍四十五師師長崔建功，經南京軍事學院領導批准，受上海市領導機關的邀請，去作上甘嶺戰役報告。

崔建功看望劉院長時，老院長問了他在軍事學院學習的情況，又問了：“上甘嶺你們四十五師守了多少天，傷亡了多少人，有什麼經驗。

”他一一作了回答，病中的劉伯承聽得很仔細，他說：“你們在上甘嶺打得好。

軍事學院並沒有教給你怎麼打上甘嶺戰役，只教給你一些基本原則。

到了戰場上，就靠你結合當時當地的情況靈活運用這些原則。

所以，教條不教條是在用，而不在教。”

這位軍事學院上級速成系第一期學員，把劉院長對於軍事理論如何實現的精闢見解，做了準確的記錄：“軍事原則，不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

哪一本軍事書不講爭取主動，但到時候則因內外各種因素的干擾有些人卻陷於被動。

如進攻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但有時候卻做不到。

防禦要重點防守，控制強有力的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