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臺灣的九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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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風中間偏左，與國民黨、軍閥勢力敵對的傾向鮮明。在《吾國與吾民》十三版中，他加入《中日戰爭之我見》，稱譽張學良藉由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聯共抗日，立下偉大功績；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最早堅持抗日的中國政黨，毛澤東與朱德能放下黨派仇恨，不計前嫌地在西安事變後釋放蔣介石，是爭取全民抗日的積極表現。

但在抗戰時期，許多自由派學者、文人期待中國能出明君，帶領國家擺脫亡國命運。蔣介石的聲望與分量，正是這群人的希望所繫。胡適、傅斯年如此，林語堂也不例外。

1940年在日軍猛烈轟炸時，林語堂訪問重慶，不僅晉見蔣介石夫婦，也接受蔣介石侍從室顧問的職務，以國府官員身份常駐美國。他雖未支薪，但從此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日益密切。1943年歸國訪問，他隨宋子文同搭一機，備受外界質疑。

林語堂有與人打筆仗的習性。在繼魯迅之後，他與郭沫若對東西文化能否互補起了爭端。延安《解放日報》等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批判，林語堂則歸結爭議起自左派文人相輕、不講理。

抗戰末期林語堂與蔣介石關係趨於密切，但越來越多美國人不能接受蔣介石的專政。這使林語堂飽受質疑，在中國與美國皆樹敵，評價也日漸下滑，甚至傳言他遭蔣介石收買。林語堂在字裡行間、在演講時，毫不掩飾他認為是美國背棄了國民黨，是美國幫中國共產黨戰勝了蔣介石。

家事也讓林語堂神傷，因為長女林如斯在1945年訂婚前一天，與一名美國青年私奔了。

林語堂　中西以及兩岸的人生哲學（3）

經濟上，林語堂的麻煩接踵而至。原本為了響應愛國行動，他將著作所得兩萬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銀元法幣存在中國銀行。但抗戰後幣值狂貶、通貨膨脹，這筆錢形同廢紙。此外，國共關係緊張時刻，林語堂在美國雖重拾年輕時的愛好，發明中文打字機卓有成就，卻也使他的財務狀況雪上加霜。

早在1916年，林語堂就對中文打字機有興趣，日後他因研究中文打字機興起改良傳統部首檢字的願望，接連發明“漢字號碼索引法”、“國音新韻檢字”、“末筆檢字法”等；又出任###“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委員，於1928年推動國民政府頒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讓中文可以用英文字母音譯。種種努力其實是希望發明簡明易用的中文打字機，讓中文脫離只能書寫的時代。

在美國期間，除大量著作，林語堂其它精力都投入“明快中文打字機”的研究。1947年在紐約發明成功時，這部所費不貲、大多數零件都要依賴手工打造的機器，造價十二萬美元。林語堂在釋出會上驕傲地說：“這是我送給中國人的禮物。”

雖然當年這是最輕巧簡便、不學即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機，但現實中，卻因中國內亂未能立即授權生產推廣；加上林語堂未假手他人，整個研發費用一手包辦，這項發明讓他瀕臨破產。

經濟上諸多不如意，讓妻子十分憂心，也改變了林語堂的生涯規劃。1947年，林語堂獲邀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文學組主任，因美國政府向他催繳積欠的三萬多元所得稅，差點無法赴巴黎上任。但是聯合國繁忙的工作，令人煩悶。不久林語堂毅然辭職，回到寫作維持生計的生活。直至1951年林語堂才順利地將打字機專利出售給默根索拉排字機公司，翌年取得美國專利局批准專利，但因造價過於昂貴，仍未大量生產。

國民政府遷臺後，林語堂並未立即去臺，而是與二女兒林太乙在紐約興辦《天風》刊物，林語堂任社長，借臺北“中央日報社”唐人街辦公室辦公。但雜誌銷路不佳，發行數期即停刊。又因不滿好友賽珍珠數十年來以約翰？黛出版社名義抽取他所有發行作品百分之五十的版稅並享有版權，發生版稅糾紛，導致兩人在1953年後恩斷義絕。被郁達夫形容為“容易上當”的林語堂說：“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過了一二十年才發現朋友開書局也是為賺錢”　。

林語堂的盛名之累還不止於此。1953年3月，臺灣傳媒一度大幅報道林語堂將為蒐集寫作題材訪臺；甚至在預告日當天，接機團浩浩蕩蕩一行人在機場等待大師，最後卻是烏龍一場。隔天即有親政府的報紙撰文稱這是“幽默的預告”，甚至指“幽默大師”來也只是販賣“幽默噱頭”，因此“不來也罷”。

早在1940年，林語堂返回重慶相當短的時間內即宣佈將返美，當時就有不少人批評他國難當頭還要離開，是因為圖安逸，或批評他捨不得在美國的家產。連他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