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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含義的名詞。
1934年夏天，斯文·赫定一行回到羅布泊。與老相識奧爾得克重逢，是羅布泊探險史的經典段落。奧爾得克告訴赫定，在1902年赫定離去之後，奧爾得克在羅布荒原北部漫遊，在一個河流附近遇見了一個“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同行者都不相信這70多歲羅布老人的話，在塔里木，關於古城、古蹟的資訊，從來是真偽摻雜。但赫定相信奧爾得克的話，在著名的營地雅丹不拉克，他決定“兵分兩路”，自己仍然直奔“北湖”——漢唐時期的羅布泊，派出貝格曼隨奧爾得克去尋找古墓群。此後，不但發現了著名的“小河５號墓地”，還發現了石器文化的遺存，證明樓蘭文化的萌生，遠在漢文化進入西域之前，不但具有明顯的民族特點，也具有可資比較的歷史特徵。可以認為，“小河”及其附近孔雀河下游古老的三角洲，正是上古時期樓蘭文明的發祥地，孔雀河之於樓蘭民族，正像黃河之於漢族一樣，是搖籃、婚床和安息之地。
貝格曼在中國西部工作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事。貝格曼的工作內容，都反映在一部名叫《新疆考古記》的學術著作與一部名為《考古探險筆記》的通俗探險記當中。貝格曼先後在中國西部工作了八年之久，是在中國“著陸”時間最長的考古探險家。
2001年1月4日，在一場大雪之後，我來到那個“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小河５號墓地”。這一年是奧爾得克誕生140年，是貝格曼去世60年。我站在“小河５號墓地”的沙包上，揹負那輝煌壯觀的、圖騰與生殖崇拜的“樹林”，不禁為樓蘭與羅布文化鳴不平：它們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是長期受到冷遇。同時也為樓蘭與羅布文化感到慶幸：羅布荒原是一個最好的保護層，使得如此偉大的文明遺蹟得以儲存到今天。只要羅布文化有樓蘭古城、“小河５號墓地”等遺蹟，它就不會被遺忘。
“戈壁組”裡的瑞典人
霍涅爾是瑞典地質科學家，略晚些才參加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曾長期作為考察團“戈壁組”成員，在內蒙古作調查，後來他與陳宗器兩人進入河西走廊西端，在酒泉、敦煌、額濟納工作甚久，又一同進行了羅布荒原的科學考察。
在長期的野外考察中，他曾被凍傷右手手指，在一段時間內不能握筆，最糟的是，他曾兩次誤受槍擊，並被劫走儀器，這在整個考察團工作期間，都是唯一的例子。他在中國的探險經歷極富傳奇色彩，就其豐富、生動而言，只有天文學家安博特的情況能與之相比。他寫有一本探險記，名叫《到羅布淖爾去的路》，目前還沒有中文版。他與陳宗器在進入羅布荒原時，曾親受斯文·赫定之命，前去踏勘迴歸北邊舊湖址的羅布泊“新”湖區，他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1933年，他和陳宗器從野外歸來，於5月8日在北京向赫定彙報了長達4年之久的在野外工作情況，特別是介紹了有關羅布泊“新”湖的資訊。新湖形成於1921年，霍涅爾與陳宗器是首先領略新湖風光的學者之一。
在關於羅布泊是否是“遊移湖”的地理學大論爭當中，霍涅爾與陳宗器是赫定遊移說的擁護者，曾合寫了一篇名叫《中國西北之交替湖》的論文，發表於1935年5月的《方誌》月刊第八卷四五期合刊，是羅布泊論爭中較有分量與影響的一篇文章。在陳宗器致其妻子的第46號家信中，記述了陳與霍涅爾兩次論戰，一次題為《氣象觀測中每天溫度變遷的表示該用平均數抑或最高最低數》，一次題為《科學與宗教的分野》。第一次，陳氏認輸。第二次，霍氏認輸。這些都是他們艱苦、坎坷、漫長野外工作的花絮，對於瞭解他們的個性、學識、修養，都頗有益。
在其致妻子信一開篇，陳宗器就寫道：“今日舌戰失敗”，“我覺得他（霍涅爾）的理由比我長，只得認輸！”
讀了這對諍友間的傾心交談，對於認識探險考察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大有裨益。任何未知領域，都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而征服未知領域，是人類自從掌握科學的武器去認識世界，認識自身以來，最具感召力的工作。科學是“最大的生產力”，它不但改變了人類命運，也改變了歷史。這裡陳宗器、霍涅爾兩次不同的“認輸”，實則只是對科學的認同！或許，這是羅布荒原這所大學校——無人授課的講堂，給予它的門徒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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