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百年的新疆探險史:尋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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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視野，提高自己的野外工作能力，以大家風範擬定了自己的工作計劃。

土垠遺址

樓蘭/羅布泊地區，是黃文弼的工作重點。1930年4月，他孤軍深入條件嚴酷的白龍堆，羅布泊地區春天的黑風暴——“喀拉布蘭”，料峭的春寒，進退失據的危機感，全被他的事業心和進取精神化解得一乾二淨。只要站在羅布泊板結的鹽層上，他的心中就翻湧著歷史感。只要身處雅丹、邁塞（風蝕土臺）群裡，他就不會感到孤單苦寂。在維吾爾族嚮導、獵人阿不都熱依木（在其著作裡譯作“阿不都拉亦木”）協助下，他發現一個從未為探險家到過的漢代遺址，由他命名為“土垠”。他在樓蘭古墓群作了發掘，收穫可觀。應該特意指出的是：他在土垠曾發現了70多枚漢簡。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其他探險家，在這一帶也曾發現過許多漢文木簡或漢文文書，但年代全部是魏晉時期的遺物，而黃文弼發現的，則上起西漢元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下迄於西漢成帝元延年間（公元前9年~公元前12年）。把歷史時期向上伸展了約300年，為漢代的樓蘭地區歷史提供了絕好的物證。

離開羅布泊地區，他用半年時間環繞塔里木盆地作了一次艱險困苦、前所未有的考古調查。應該特別指出，他是第一個由北向南，自沙雅起程橫貫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中國學者。

1934年5月，他第二次到羅布泊地區做考古工作。此次對土垠附近地區作了認真的調查，對漢代透過樓蘭的交通線走向，有了直觀的瞭解。

就像斯坦因一樣，黃文弼也在一段古道上拾到約800枚漢代的五銖錢和銅箭鏃。說真的，有了這兩個例項，我倒有些懷疑這些錢幣是不是真的屬於意外丟失了。這似乎更像兵法的“疑兵”——讓錢或兵器故意遺失，引拾撿的敵人走進歧途，來擺脫尾追的敵軍。

抗日戰爭期間，黃文弼離開北平，到西北大學任教，並於1943年再次赴甘肅、新疆考察。

荒野的召喚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黃文弼又於1957年率領一支考古隊第四次遠赴新疆。此時他已是64歲的老人，體弱多病，但只要能去新疆，一切都不在話下。也許這就是“西域情結”吧！在羅布泊地區，他認真探查了若羌卡爾克里克古城和米蘭古城。

四、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旗下的中外探險家（2）

在前後長達30餘年的時間裡，他幾乎考察過所有那時已知的新疆古蹟，生前及去世後，出版了《高昌陶集》、《高昌磚集》、《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新疆考古發掘報告》、《西北史地論叢》、《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等眾多著述，主要著作還被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在上述著作中，尤以《羅布淖爾考古記》、及《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最為重要。這兩本書是每一個關心西域歷史考古及探險史者的人必讀之作。我每次捧讀，都有常讀常新之感。每次捧讀，都深深受到黃文弼頑強意志、學識廣博的感召。而每當我在新疆天山南北作考察旅行時，總覺得就追隨在黃文弼身後，呼吸領悟著他的執著，他的超拔。他對西部的摯愛之情，對西域歷史命運的關注，一點一滴地輸入到我的血液裡。

陳宗器與雅丹

我生也晚，陳宗器、黃文弼、袁復禮、徐炳昶都是我由衷敬佩的前輩學者，但又都以未曾親聆教誨為憾。我是從他們的著作與事業進而“結識”他們本人的。

陳宗器先後兩次到羅布泊地區工作。第一次是作為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地球物理學家，與瑞典同行霍涅爾自河西敦煌進入羅布泊，時在1930年12月~1931年6月；第二次即作為中國國民政府鐵道部勘察團團員，與斯文·赫定一同從尉犁乘船抵達羅布泊新湖，時在1934年4月~8月。兩次加起來共近一年，其中直接留駐羅布荒原進行科學考察的時間就長達4個月，這在中外學者中都是少見的。

在河西時，他的重點在氣象方面。二三十年代之交，河西、新疆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文化更遠遠落後於內地。他們的工作是在極其困難的時期完成的，要自己創造最基本的條件，還得隨時注意安全。他們不止一次與土匪遭遇，又曾因氣象觀測的裝置被訛傳為“俄國人運來了大炮”而險遭當局拘捕。當地傳說，他們是為外國人找寶來的，並有鼻子有眼地說他們在額濟納河上挖出兩對金鴨子，還說他們進南山是尋找一種仙花，如果這仙花被他們找到，那麼河西將發洪水，百姓將被淹沒。種種傳聞，使他們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