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百年的新疆探險史:尋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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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侍行記》時，才在卷六中引用了郝永剛等人的報告，其中提到了庫木庫都克，不過名為“沙溝”。不幸的是，一個花甲以後的1980年，由於整個羅布泊完全乾涸，羅布泊地區地下水位下降，水文情況出現鉅變，致使便利行人兩三千年的庫木庫都克完全乾涸，直接導致了彭加木的失蹤。

除了發現尼雅遺址，斯坦因在羅布泊地區也發現過一些屬於樓蘭王國的古蹟，他不但一一繪圖，併為其作了編號，這些編號目前已為中外論著採用，從Ｌ。Ａ。到Ｌ。Ｔ。，比如Ｌ。Ａ。，就是羅布泊地區最重要的樓蘭古城。Ｌ。B。則是奧爾得克遺失並找回鐵鍬的地點。

蓋棺未能論定

1930年，斯坦因已經年近70，也許是受了斯文·赫定與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影響，他再次來新疆探險，但受阻於哈密，沒有開展工作。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方殷，斯坦因在阿富汗作有計劃的發掘時，客死喀布林。他被埋葬在喀布林市郊的外國人公墓，墓碑上刻有這樣簡樸的銘文：

馬克·奧利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查局成員

學者、探險家兼著作家

透過極其困難的印度、中國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擴充套件了知識領域。

如今，由於阿富汗內戰正熾，喀布林已遭到破壞。不知這墓碑能否安然無恙地躲過這次劫難。不管怎麼說，斯文·赫定與斯坦因都屬於“蓋棺而未能論定”的人物。

三、另一個意義上的取經僧——橘瑞超西行（1）

探險考察的新視角

1903年夏天，美國地理學家艾爾沃思·亨廷頓初次進入中亞。1905~1906年，由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資助，亨廷頓深入塔里木，為解讀自然環境以及氣候的變化，以及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他選擇了以發現一系列沙埋古城而引起舉世關注的新疆塔里木，作為工作的主現場。

1905年3月18日，亨廷頓從克什米爾進入中國新疆。在和田河上游河谷，他第一次見到了“世界屋脊”背面（北面）的大地，途中與中國的遊牧民相逢使他產生了錯覺，彷彿仍然身在克什米爾。站在海拔16700英尺的桑株山口，塔里木開闊、壯觀的景色，使見慣山川風貌的地理學家感到震驚。這時，斯坦因正在克什米爾面對雪峰修訂《古代和闐》。

9個月時間裡，亨廷頓基本沿崑崙山麓的古綠洲帶由南向北一路前行，陸續探訪了烏宗塔提、達摩溝、丹丹烏里克、安迪爾、精絕、瓦石峽、樓蘭古城……古城、古蹟，在他看來是氣候變遷與人類文明興衰關係的例證，塔里木古老的綠洲總是沿內陸河分佈，新的綠洲往往在古遺址上重生。這，就是塔里木文明的年輪。

就在1905年聖誕節前，亨廷頓來到若羌縣米蘭鎮。亨廷頓注意到，漢代的米蘭，比他到來的20世紀初養育著更多的人口，綠洲面積要大得多。20世紀初，米蘭是羅布人夏季“遊耕”的地方，可是一年所獲，僅夠15~20戶食用。他依據自己的觀察，作出了這樣的論斷：米蘭遺址除了是古蹟，“更重要的是驗證了一個關於不同歷史時期氣候發生演變的假設”。而不爭的事實是：人類在這一區域不斷變換聚落地的位置，凡挪一個地方，就留下一片荒灘。與斯坦因相比，他來米蘭不僅要早幾年，而且，他關注的不是寺院、古城、遺址，而是留下這些遺蹟的是誰？面對遺蹟，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人類在樓蘭與羅布泊這一區域的活動？

由同樣一批羅布人作嚮導，亨廷頓也來到了樓蘭古城。他是第一個在荒原發現樓蘭時期墓葬的探險家。在孔雀河的古河道附近，他報道了發現樓蘭人的叢葬地，也就是目前被稱為“太陽墓地”的遺址。在他到達時，所謂的“太陽墓地”地面儲存著豐富的木製與石質的偶像，可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再發現時，偌大墓區只剩下了一圈圈的木樁，地上的文物蕩然無存。實際它的存在，正是“小河遺址”的補充說明：它們屬於同一歷史時期，同一個族群，同一種文明。它的存在，證明樓蘭／羅布區域的原生態文明源遠流長，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離開米蘭，亨廷頓進一步北上，考察了塔里木河下游英庫勒、蒲昌城、喀喇庫木、鐵幹裡克等地。這些歷史悠久的農耕區域，在漢代都是樓蘭王國的腹心之地，目前則是難以為繼的老齡化綠洲。

針對開墾者的成功與失敗，亨廷頓的議論發人深省：

顯然，在現有灌溉條件下，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地區，甚至遠離上游的喀喇庫木，長期養活一定的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