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百年的新疆探險史:尋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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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200餘英里的樓蘭古城，由於蒸發嚴重，河水的鹽分越積越多，情況一定更糟。墾荒努力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治理無方，或發生了戰亂，也不是因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河水的極度鹽鹼化造成的。

1906年2月23日，亨廷頓進入了吐魯番。3月中旬，抵達新疆省會烏魯木齊。4月7日，從塔城出境，經西伯利亞到達莫斯科。

三、另一個意義上的取經僧——橘瑞超西行（2）

一年以後，1907年7月，亨廷頓的考察紀實《亞洲的脈搏》問世。亨廷頓對塔里木這個地理單元特別重視，這顯然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響。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不約而同地將塔里木叫做“亞洲腹地”，然而亨廷頓卻認為“亞洲心臟”這個代稱更形象。《亞洲的脈搏》是這樣命題的：塔里木是“亞洲的心臟”，塔里木的文明，是典型的綠洲文明、內陸文明，塔里木的內陸河，是為“心臟”供血的脈絡，內陸河的豐沛枯涸，是塔里木文明的生死玄關。只要亞洲的脈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動，亞洲的心臟必將堅強健康。

20世紀前期，國外出版過許多中國西部探險書籍，而且成為世界性的閱讀熱點。中亞探險考察家們，都遵循斯文·赫定首創的寫作模式：每次考察結束，總要寫兩本同題材的書，一本是科學考察報告，另一本是通俗探險記。亨廷頓的科學報告是《氣候與文明》，通俗探險記則是《亞洲的脈搏》。與從歷史人文角度記述西部的書籍相比，《亞洲的脈搏》則好比是在同一個舞臺上轉換了一個視角，沙埋古城、綠洲興衰、古道風情……成為地理學家為深化研究課題——氣候與人類文明發展變化的關係——特設的佈景。

探險家與探險著作

中外眾多“尋訪夢幻的古都”樓蘭的探險家裡，日本釋子橘瑞超是出道時最年輕的一個，1908年參加大谷探險隊來華時，年僅18歲。他先後兩次來西域探險，第一次在1908——1909年，第二次為1910——1914年。他以年輕人的果斷、幹練，克服了許多困難，所獲亦豐，但是由於沒有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那樣重視對探險報告的撰寫，所以他的探險經歷本身還有許多地方弄不清楚，構成另外一個意義上的謎，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知名度。

就斯文·赫定而言，他的探險報告幾乎比他的成果本身更有影響。他每次探險歸來，第一件事就是介紹探險成果，撰寫有關著作，到後來，他還在探險中，其報告就已出版並引起轟動。比方他還與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滯留在烏魯木齊，出版商就根據他的書信、日記為他編成《戈壁沙漠橫渡記》（20世紀30年代的中譯本名為《長征記》），以英、瑞、德幾種文字出版。除科學報告之外，他們都重視寫作與之配套的通俗遊記。比方斯坦因第一次西域探險結束後，出版了科學報告《古代和闐》，同時還寫了另一本遊記式的作品《沙埋和闐》。就橘瑞超而言，在探險中他一直以赫定及斯坦因的後輩自居，但終其一生，他沒有寫出任何一篇有關自己第一次探險的文字，第二次探險歸來，也只是寫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中亞探險》，內容只相當於六七萬中文字。這樣，外界對他的探險經歷的瞭解，當然要粗淺得多。而且不幸的是，在1924年，由於暫居的興善寺失火被燒燬，橘氏的探險日記幾乎全部燒光，僅餘的有關第一次探險（1909年６月17日~６月23日）的一點點內容，於1927年４月刊登在日本佛教刊物《大乘》上。他對於樓蘭古城的探險，據我所見只有《中亞探險》第69節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第一次探險，實地考察了斯文·赫定博士所說古代樓蘭遺址，獲得了許多發掘品，在其南面遙遠的地方，發現了兩位博士（指斯文·赫定與斯坦因）都沒有到過的兩處古代遺址，遺憾的是，沒有獲得能夠確定樓蘭地位的材料。　。。

三、另一個意義上的取經僧——橘瑞超西行（3）

由於此行橘瑞超發現了著名的《李柏文書》，而關於這些文書的發現過程又是至今學界爭論不休的題目，所以僅有以上那幾句話，當然遠遠不夠。儘管如此，年輕的橘瑞超曾成功地抵達了人跡罕至的樓蘭古城，並獲得了包括《李柏文書》在內的大量文物是無可置疑的基本史實。

橘瑞超怎樣找到樓蘭古城

那麼，初到羅布荒原的橘瑞超怎麼能夠單槍匹馬地找到樓蘭而沒有迷路，就成了解決《李柏文書》之謎的一個前提。1992年在烏魯木齊召開“20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