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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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西德運用的得心應手的羅密歐手法到了美國卻屢屢碰壁。情報局內主管美國的頭頭向我解釋說,80年代末時,美國婦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輕易結婚。而且她們好像還有一種本領。我們這些男間諜跟她們交上朋友後常常會良心發現。從諜報工作的角度看,這種心靈深處的仟海卻是一場莫大的災難。有些人未經允許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規定,只有倆人愛得難捨難分時,我們才允許對戀人講實話。到了這一步後,她們心甘情願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雙重身份。美國是一個盛行懺悔的國家。受此風影響,我們潛伏在美國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對這些人,我們只能斷絕關係。他們大多在假名下繼續生活在美國,從事當初我們為掩護他們的諜報活動而為他們找的職業。
呂蒂希被捕後,我決定撤回在美國的所有諜報人員。這意味著在美國的諜報工作需要從頭開始。駐美大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內的諜報人員除外。我懷著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潛力的間諜。有一對夫婦已在美國住了5年,在密蘇里大學為幾位從事科研和教學的教授當助手。還有一位與呂蒂希情況差不多的單身特工。
至於我們情報局在駐美使館裡的人,他們的工作收效甚微,費用卻十分高昂。根據我們的經驗,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監視得極嚴。他們很難有機會發展間諜或是和沒有戒心的知情人拉關係。儘管我們在使館裡的諜報人員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由於美國人視我們為極端危險的人物,仍佈置了大批人馬對我們駐外使館人員的活動嚴加監視。我擔任情報局局長期間,始終未能透過這一途徑與訊息來源保持聯絡。我們情報局在華盛頓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裡的人員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護東德外交官不受敵人的拉攏,檢查美國是否在使館內安裝了竊聽器,確保秘密交談不被竊聽,等等。東德外交官也向國家安全部的反諜報部門反映情況,但絕不是什麼洞悉了美國真實意圖的石破天驚的訊息。偶爾,駐華盛頓大使館裡的諜報人員會向我們彙報一些旁聽到的里根或布什總統的隻言片語,參議院裡的逸聞趣事或是某個產業大王的真知灼見。諸如此類的訊息,通常過幾天在報紙上也可以看到。
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在美國開展諜報活動的感覺。蘇聯人對普通美國人的心理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因而同美國人打起交道來更加得心應手。可蘇聯人仍認為,我國地處歐洲前沿的戰略地位以及比鄰柏林美佔區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們在滲透美國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條件。從50年代開始,克格勃請我們幫助蒐集有關“頭號敵人”的情報,並監測美國與西德的關係以及在西德內的活動。雖然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諜報工作收穫甚微,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在家門口的西德發展了一批可靠的情報來源。60年代反戰運動以及反傳統的社會思潮風靡一時。這對我們在歐洲的美國人中間發展間諜極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識分子喜愛的政治哲學家赫伯特·馬庫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單維人》。美國在西德的駐軍僱用了大批美國人,此外還有一個人數龐大的外交使團。這些人都是潛在的發展物件。而且根據盟國簽署的柏林市地位協定,大多數美國人可以自由出人東柏林,不會因去東德受到任何懷疑。
美軍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之一。同在這裡工作的人拉關係也很容易。英國人和法國人在海外服役期間通常縮在本國人的小圈子裡。而美國人卻喜歡交際。遇到不熟的人請他喝酒吃飯,聊聊美國人在歐洲的生活感受,一般來者不拒。我們還發現,美國人喜歡貪便宜。蘇聯人幹起這種事來比我們老辣得多。他們認為,美國人答應為一個外國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質上的誘惑,即使他們自己很有錢。我們注意到,美國諜報人員拉攏東德人與中央情報局合作時,往往一上來就以優厚報酬作為誘餌。而我們發展間諜繼續打政治信仰這張牌。有時也利用人的報復心理。當兩者都不奏效時,或者發展物件顯然就是衝錢來的時,我們才用金錢這一招。
透過一個名叫耶爾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們使用金錢手段收買了幾個人。耶爾德勒姆是美軍在柏林基地的汽車修理工,在修理廠幹活時經常與技術專家在一起調侃。誰掙多少錢都瞞不過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麼樣的汽車。據此他可以請到哪個人對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滿,有可能出賣情報撈點外快。透過他的引見,我們認識了美軍中的幾個潛在人選。
耶爾德勒姆介紹的這些人沒有一個可以與美國國家安全域性內從事電子諜報活動的專家霍爾相比。美國政府對這一通訊機構嚴加保密,甚至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