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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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來跑去。我覺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騷擾外國記者的做法弊多利少。這批外國記者很有可能個個是間諜。我們應當設法用假情報迷惑他們，牽著他們的鼻子走，而不是把他們氣跑。

70年代初東德在國際上獲得承認後，直接瞭解美國的情況比過去容易了一些。在我們的協助下，柏林的洪堡大學和外交學院分別設立了美國研究系和美國室，其負責人均聽從國家安全部的領導。不過我們深知美英兩國反諜報機構（分別為聯邦調查局和軍事諜報5處）的厲害，向這些國家派遣間諜時格外謹慎小心。

就諜報價值而言，我們把英國劃為二類國家。主管英國的處同時還兼管法國和瑞典。我們有幾名特工透過西德在愛丁堡的領事處成功地混入英國。愛丁堡的領事處比西德駐倫敦大使館審查得松。不過鑑於我國政府希望與倫敦搞好關係，尤其是考慮到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極易受到超級大國政治的左右，這些非法諜報人員很少有人長期潛伏在英國。國際大赦組織是我們滲透的目標之一。米爾克認為它是一個搞顛覆活動的組織，夢寐以求地想派人打入其中，探明它是透過什麼渠道得到有關蘇聯和東歐國家內部訊息的，可一直沒有得手。我們沒有花費氣力刺探英國的情報還有一個原因（東德駐英國大使館內外國情報局諜報人員的活動除外），波恩有我們的耳目。從70年代中開始的大約10年裡，我們透過在西德外交部任政務參贊的布勞博士可以看到西德掌握的一切有關英國的情報。他是我們在西德外交部內最出色的耳目之一。布勞娶了個日本妻子。以後他被派到駐日本使館工作，繼續向我們提供有價值的情報。

一直到70年代初，哈爾斯坦主義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恩拒絕承認任何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國家。因此，東德與美國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正式交往。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諜報活動主要是增加對美國科學技術的瞭解。這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聯邦調查局對付可疑的外國人很有一套，只是手段粗暴了些。由於我們在美國沒有大使館或任何其他代表機構，一個想在美國定居的東德人馬上會引起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國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劃，具體實施上格外謹慎，以免把我們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為報復性驅除物件。冷戰期間，互相驅除對方駐外人員的做法成了東西方關係中的一個特點。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地用冒名頂替的辦法在美國安插了少量非法諜報人員。也就是說，他們的履歷都是仿照實實在在的人偽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經作古。這樣可以防止美國諜報機構隨意抽查時發現他們頂替的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我們這些間諜冒充的人都是確有其人，只不過是兩人頂一個名字。他們必須在一個審查不嚴的第三國先取得合法身份。通常我們選擇澳大利亞、南非或拉美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住上兩年後再移居美國，以免引起懷疑。我們還指示他們剛到美國後暫時不要急於發展任何人。有時我們開玩笑說，等到這批人站穩腳跟後，我們早已忘了他們是誰，或他們的任務是什麼了。

這種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70年代末西德反諜報機構成功採用過的偵查手法識破。美國諜報機構透過一套甄別辦法找出了一些特點，如單身男子，中等年紀，在不同國家改換過職業等。這些因素湊在一起可以大大縮小偵查範圍。我們潛入美國的不少諜報人員就是這樣被發現的，其中包括極富潛力的間諜之一呂蒂希。1979年他被捕後，同檢察官達成了認罪辯訴協議，把了解的我方情況向美國人全盤托出，換取從寬處理。呂蒂希的叛變後果尤其嚴重。潛伏美國前，他曾是東德諜報機構裡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員。我們對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漢堡安下身，在當地一家國際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後又走關係將他調到紐約。他在美國主管我們一些處境極為困難，隨時有可能暴露的諜報人員。此外，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告訴我們美軍的運輸路線，並發展了一些耳目，把美軍和物資的調動情況洩露給我們。

1979年，在一次美國和西德諜報機構的聯手行動中，呂蒂希被捕。他出賣了負責傳遞東柏林指示的一個西德人的名字和地址。更糟的是，他告訴西德人及美國人，東柏林可以透過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臺發報機向潛伏在美國的間諜單向發報。研製一臺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發報機花費了我們幾十年的時間。它大大改善了我們在全球範圍的通訊聯絡。

冒名頂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對夫婦潛伏國外十分罕見，因為同時編造兩個人的假身份極其困難。我們一般只派單身男子，指望他們娶個美國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