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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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在一起。幾百萬猶太人淪為這些法律的犧牲品。徘徊在紐倫堡的廢墟之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共產黨人和其他反納粹力量面對這場大屠殺表現得多麼軟弱無力！我暗自發誓，決不允許這樣的悲劇在德國的土地上重演！
出於這一原因，戰敗後的德國人對蘇聯佔領軍抱有的敵對態度很令我氣憤。在給父母的信中，我不無幼稚地說：“人們總是牢騷不斷，好像蘇聯紅軍幫他們是應該的。他們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給德國造成了多麼嚴重的破壞，也認識不到現在有一個新生的機會。”
1948年，三個西方盟國在其佔領區內進行了貨幣改革後將三個佔領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國旋即正式分裂為兩個政治實體。為了與此對抗，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式成立。人們紛紛舉著火炬遊行，到處是群眾集會，高唱愛國歌曲。在一些更為敏感的社會主義者看來，這一切頗有點像過去納粹政權下的遊行集會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卻把這看做是德俄關係史上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刻。此後不久，中央委員會召見了我，通知選派我從事加強這一紐帶的工作。我將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東德大使館任參贊。為了就任這一職務，我不得不放棄蘇聯國籍，又一次正式成為德國人。1949年11月3日，我們一家抵達莫斯科。
從戰後百孔千瘡的柏林轉到莫斯科大使館從事舒適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為改觀。我們一家在莫斯科過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確實是一家。1946年我報道紐倫堡審判時，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金髮灰眼睛的兒子出生了。我們給他起名叫邁克爾。1949年又添了一個女兒，叫塔季揚娜。埃米很討厭使館裡鉤心鬥角的事，藉此機會潛心研究起俄國並著手準備關於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論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任首席參贊時，終於見到了斯大林。時隔多年，這次經歷仍然令我難忘。當我們這些同齡人談起當年的理想時，總難完全擺脫斯大林的影子，似乎有什麼東西已深深印刻在我們心裡。是當年紅場上群情沸騰的遊行場面，還是如今已無處尋覓而當年卻無所不在的斯大林的形象？這一切曾使他在我們心目中成為一個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實上，不管我怎麼設法用成人的頭腦冷靜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無法完全擺脫他給我帶來的這種神秘的感覺。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將始終提醒我，一個獨裁者的個人魅力可以對人們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甚至在他的邪惡暴露之後依然不減。
在駐蘇使館的短暫工作期間，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0年2月為來訪的毛澤東在大都會飯店舉行的招待會。當時，我正背對著正門人口處。突然大廳裡鴉雀無聲。我轉過身，看到約瑟夫·斯大林站在距我只有幾步遠的地方。他身穿人們熟悉的制服，領子豎著。胸前沒有佩戴任何勳章或獎章。我真沒想到他這麼矮胖，禿頂閃閃發光，同電影和畫像中的偉大領袖形象簡直有天壤之別！我先是感到失望，隨後又有一種驕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個正常人。所有關於他個人崇拜的傳說一定是有人故意編造出來的，他本人並不知道，”我想。
我作為臨時代辦代表大使出席了這次招待會，坐在前排。中蘇兩國代表團團長互相祝酒。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和蘇聯外長維辛斯基講話時，斯大林一根接一根地抽勁兒很大的弗洛爾牌香菸（一種斯大林喜愛的用俄國煙紙捲成的加長紙菸）。後來，他也親自祝了幾次酒。在一次祝酒時，他讚揚了中國領導人的謙虛和團結。然後又舉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天重返社會主義大家庭。就在兩年前，南斯拉夫極富魅力的領導人鐵托拒絕接受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要求在治理這個多民族的巴爾幹國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權，南斯拉夫因此被斯大林打入冷宮。我們這些來自對蘇聯忠貞不渝的國家的人，對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鐵托居然敢違抗斯大林的意志！
這位蘇聯領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像聖旨一般令我們誠惶誠恐。在我和大部分來賓的眼裡，斯大林和毛澤東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歷史豐碑。我們對即將發生的中蘇分裂毫無察覺。但我還記得，當時心裡也曾納悶：整個晚會，毛澤東一言未發，頗不尋常。我思忖著，這大概就是傳說的中國人深不可測的性格吧？
兩年的外交生涯中，像這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經歷並不多。一次，使館內部為慶祝東德成立兩週年籌備招待會時起了爭執。爭執的焦點不是中蘇同盟的破裂或是一個叛逆的共產黨國家，而是穿什麼的問題。大使說該穿燕尾服，以示莊重。而我們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