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6部分 (第2/4頁)

得，德蘇兩國人民之間實現和解的惟一辦法就是揭露所有戰爭罪行。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我們的想法大為光火，因為蘇聯紅軍中一些官兵的惡劣行為已使我們更難贏得民眾的支援。我們只能把這些想法嚥進肚子裡。一些較有涵養的蘇聯軍官私下也說，根本就不該容許這類暴行發生。納粹曾用“俄國人”這個詞煽動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許多老百姓一聽到這三個字又一次渾身發抖。

身為德國共產黨人，我們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對這類暴行提出抗議。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德國入侵蘇聯時曾經大肆燒殺搶掠。作為一個德國人，對紅軍後來在德國的暴行進行譴責就似乎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了。況且，我們當中一些人當年被迫逃離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國。他們對甘當第三帝國走狗的本國同胞仍不無憎恨。第二，意識形態矇蔽了我們的眼睛。

有人曾問我，像我這樣一個出身書香門第的成熟青年怎麼會對周圍發生的大量不快事件熟視無睹。事實上，當時我只是好奇地聽人們議論這類暴行，一耳進一耳出，並未真往心裡去。在戰後復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亂時期，不法行為比比皆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是確保納粹主義在德國永遠不再死灰復燃。實際上，絕大多數聽眾來信最關心的也是肅清納粹流毒，而不是在這一過程有人可能會受到傷害。

蘇聯佔領軍大規模逮捕前納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斯大林分子時，數千名反納粹的社會民主黨人也被一網打盡。不無諷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勞改的地方不久前還是納粹的集中營。我們對此所知甚少，聽到一些也以為是西方的惡意宣傳。例如，西柏林社會民主黨的《電訊報｝）刊登了一條訊息說，一個代號叫K－5的警察機構在我住的那棟樓的地下室裡審問並拷打犯人。對此，我矢口否認並指責該報不僅捏造拷打的事實，而且還杜撰出一個所謂K－5的機構。調到國家安全部後我才知道，確實有K－5這麼一個機構，而且他們一直在那間地下室拷打犯人。

在我的一生中，對類似事件我要麼視而不見，要麼大而化小，要麼為之辯解。這裡必須再次提醒讀者，我的思維方式是在反法西斯過程中形成的。我們當時認為，面對窮兇極惡的敵人，幾乎沒有什麼不能用的手段。以後，聽了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我的思想才開始緩慢地發生變化。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內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訊息很快傳遍全世界。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我毫不懷疑，我們共產黨人站在社會進步和正義事業的一邊。基於這一信念，我們原諒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舉行的裝模作樣的公審。今天，由於冷戰初期形勢的需要，我們也將對迫害躲過納粹魔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行為視而不見。對個別人的案子，我曾盡力幫過忙。但這種事例極少。也許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規範的約束。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堅信，共產黨的這部國家機器永遠也不會把槍口轉向我……她的孩子。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父親也一樣。也許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能活下來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親甚至還寫信給斯大林，抱怨說上面因為他是猶太人，不允許他回德國。當斯大林晚年臭名昭著的“醫生陰謀案”又一次引發了蘇聯國內的反猶浪潮時，我和父親均未受到觸動。無論是戰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證的年代裡，還是戰後的混亂時期，我都覺得不該妨礙正在同邪惡做鬥爭的我們這一方。

當然，許多斯大林時代的可怖罪行我當時就有所聞。任何聲稱自己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都在說謊。回首這段往事不會使我感到驕傲。我甚至同德國領導人談過我的看法。但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從未把共產黨政權下的罪行和納粹的罪行相提並論。如果有什麼原因使我堅信永遠也不可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的話，那就是紐倫堡審判中所揭露出來的納粹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

1945年9月，電臺派我去報道紐倫堡審判。在此之前，我對納粹德國情況的瞭解主要透過蘇聯的宣傳機構。蘇聯的報道側重德國共產黨人的遭遇。透過從德國傳來的有關我們親屬的訊息，以及父親在信中講到的日後被稱為大屠殺的種種先兆，我們對德國國內的情況也有所聞。儘管如此，我們很晚才意識到，屠殺猶太人是國家社會主義（簡稱納粹）的核心。紐倫堡審判彷彿一張手術檯。解剖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在臺子上一覽無餘。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殺的全貌。

身為猶太人，跟納粹時代的顯赫人物面對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慄。紐倫堡從前有“德國的首飾盒”之稱。如今卻永遠同種族主義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