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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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我倆始終天各一方。

翌年5月，終於迎來了勝利。法西斯德國被打垮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和父親與莫斯科街頭的人群一起歡呼雀躍的情景。康尼此時已在德國。他參加了攻克柏林的戰鬥，並因作戰英勇榮獲六枚勳章。他寫信給我們說，盼望在德國團聚。我開始收拾行裝。在共產國際學校的時候，人人都知道，送我們來這裡學習就是為了將來盟國最終戰勝法西斯之後把我們派回德國。現在，這一時刻已經來臨。

第三章　斯大林的學生

離開德國到莫斯科那年我11歲。11年後又重返德國。人們常笑稱我是半個俄國人，有時甚至帶點批評的味道。但我從來沒有把這看做是對我的侮辱。俄國人的關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國共產黨內的同事們都知道，我在蘇聯度過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俄羅斯人民博大的氣質深深地影響了我。在以後的歲月裡，遇到同蘇聯人發生爭執時，我憑藉與蘇聯非同一般的關係說話較少顧忌，也更有分量。

日後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機會，就從德國官員的身份中溜出來，像一個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樣漫步街頭，與人攀談。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對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瞭解更深。我會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們住過的那棟樓。現在這座樓的門口掛著一塊銅牌，紀念父親和弟弟。我還去探望住在阿爾巴特區的許多老朋友。我和摯友阿利克一同穿過我們以前住過的小區，步行到高爾基大街。現在它又恢復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維爾大街。阿利克在二戰中失去了一條腿，如今是一位德語教授。學生時代，我倆常常排幾個小時的隊，為在著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看一場塔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要麼去看學校附近的一家猶太人劇場的主角上演的戲。我倆都喜歡俄羅斯古典作品，還有19世紀歐洲大師的作品，如海涅、巴爾扎克、高爾斯華綏和馬丁·杜·加爾，以及文筆簡潔遒勁的海明威。1941年夏天我倆重逢時，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劃到僻靜的河彎處，一起背誦勃洛克和葉賽寧的詩。

離開莫斯科後的悠悠歲月裡，這座城市常令我夢繞魂牽。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們不一樣，從未打算在蘇聯過一輩子。德國仍然是我的故鄉。再說黨派我到共產國際學校學習以及去廣播電臺工作就是為了回國這一天做準備。那時我23歲，躊躇滿志，對返回德國後的情況想得非常簡單。我們在校時，意識形態教育佔了很大比重。訓練的重點放在如何肅清戰敗德國的殘敵上。然而，一旦面對國破家亡的同胞、親眼目睹了自己曾熱烈擁戴過的大獨裁者可恥覆滅，我受到的震撼難以想象。

我們這些從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年輕的共產黨員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啟蒙者，決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天壤之別。我們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內建立共產黨政權，而是成立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法西斯同盟，當然是在我們控制之下。我們和所有的共產黨人均認為，這樣做不僅僅是一種策略，而且是絕對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慘痛教訓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斬盡殺絕。實際上，斯大林最初對在德國的一部分領土上建立一個蘇聯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慮，他想在同西方盟國打交道時有多種選擇。

返回德國後的情形實際上比我們想象的痛苦壓抑得多。許多年後，弟弟在他拍的一部電影《那年我十九歲》中反映了這種痛苦的心情。電影描寫了一群天真熱情的年輕人在得知極其野蠻暴行的真相之後的心理感受。年輕正直的主人公與他所處的亂世形成鮮明的對比。隨著紅軍的迫近，各城鎮的市長忙不迭地捲起納粹旗子，有的乾脆把旗子中間自圈裡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為一名蘇聯情報軍官參與了在蘇聯佔領區籌建一個新政權的工作，我隨黨的機關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烏布利希與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4月先從莫斯科返回柏林。一個月後，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著嶄新的西裝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軍用飛機回國。從空中望下去，戰後的土地滿目瘡痍。

我們這批人成分五花八門。既有老共產黨員，又有父母是老共產黨員的德國戰俘。回到德國後會是什麼樣，大家心裡都沒有譜。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許共產黨在德國合法存在。沒有人高談闊論建設一個新德國。誰都知道，當務之急是解決德國人的衣食住行，以渡過難關。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國。這是我們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國令我們既激動又傷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國城鎮千瘡百孔。飛行途中，被夷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