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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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制度。每個人都有一個假名。我的假名是庫特·弗爾斯特。我覺得這名字聽上去很帶勁兒。雖然學校裡所有的德國青年早在莫斯科時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稱。這是我們早期接觸到的一點秘密工作知識。我們學習如何使用機槍、步槍和手槍，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彈，以及秘密接頭和傳遞情報等間諜的基本技術。政治教育則著眼於戰勝希特勒之後的日子。沒人懷疑，我們這些學員日後將組成一個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統一戰線。同時，我們還接受了宣傳技能方面的全面訓練。在一門課上，老師讓我們輪流以儘可能令人信服的論據闡述納粹敵人的觀點。另一些同學則運用反法西斯的觀點予以駁斥。我對這種挑戰很感興趣，絞盡腦汁想出贊成納粹的種種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學也許是害怕自己共產黨員的聲譽受到玷汙，只是敷衍了事地重複課本里的話。一次，老師嚴厲批評了我的同學未能有力地反擊我提出的納粹理論。“真要有一天需要你們跟納粹分子面對面地辯論，你們這些人豈不傻眼了？”他大吼道。在這種展開意識形態交鋒的辯論會上，我遇到的惟一勁敵是萊昂哈德。1949年，他從東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後在德國以及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執教，成為一名屈指可數的蘇聯問題專家。我的一生充滿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萊昂哈德教授最終運用他在共產國際學校裡練就的本領反對蘇聯，而我卻利用學到的知識一直扞衛這一制度。

在共產國際學校，我還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埃米·施騰策。我從未見過像她這樣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親施騰策曾是德國國會議員，1933年在達豪集中營被納粹殺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為了給父親報仇。我倆剛認識時，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我們的相愛始於離開學校之後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歡她獨立的性格和堅強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30年代時，她的母親在一次對涉嫌從事反蘇活動的外國僑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後來被釋放）。埃米從小在伊萬諾沃這個工業城市的一所孤兒院裡長大。生活的磨礪練就了她的這種性格。

布萊希特在給妻子的信裡談到倆人之間始終存在的“第三因素”，即他倆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們對這種看法似乎不屑一顧。但在一個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獄或掉腦袋的年代裡，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中維繫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紐帶。儘管我與埃米在結婚將近30年後離婚，以後又結過兩次婚，她始終是我的一位知音，並且透過管理柏林我父親的檔案館一直與我們全家保持聯絡。

1943年5月16日，我的生活又發生一次突變。這天，我們一進教室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寫著：鑑於納粹僕從國與熱愛自由國家的情況迥異，共產國際及其學校將予以解散。毋庸諱言，這一決定背後有政治背景。解散共產國際是斯大林和西方盟國達成的妥協。西方把共產國際看做是在他們的老窩裡煽動革命的一個危險組織。

我分配的時機極其幸運。前一批畢業學員肩負與抵抗組織取得聯絡的使命被空投到德國，卻不幸中了第三帝國反諜報機構的圈套。德國的反諜報機構一直冒充抵抗組織與蘇聯保持無線電聯絡，而蘇聯當局對此信而不疑。結果這批學員盡數落入蓋世太保和軍事反諜報機構的手中，全部罹難。他們的犧牲使我們這批人倖免於重蹈覆轍的厄運。我們於是被分配到附近一家農莊裡，搞機械維修，兼管給白採爾科維河上的駁船卸貨。

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仍然令我們吃驚。老師不是總說，共產國際是永恆的，是共產黨的最高形式嗎？但平時受到的教育都是讓我們不加懷疑地絕對服從命令。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黨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確的。於是，我們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也許因為父親是知名作家的緣故，我被分配到德國人民廣播電臺任播音員兼評論員。黨的領導人覺得我適合幹這一行。該電臺是莫斯科廣播電臺中德國共產黨的喉舌。於是我回到莫斯科。20歲那年，我轉為正式共產黨員，並參加了在盧克斯飯店威廉·皮克房間裡舉行的各次會議。皮克後來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這家飯店在外國共產黨人遭清洗的日子裡曾處在風口浪尖上。正是在這兒，我還認識了戰後成為東德國家領導人的烏布利希和其他人。

與此同時，埃米被派往前線，透過麥克風用德語向德軍喊話，對敵展開心理戰。她手持話筒沿著敵人的戰壕走來走去，告訴德國士兵，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呼籲他們繳槍投降。1944年9月24日，她在戈梅利受重傷。由於擔心再次分手會是永別，我們舉行了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