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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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我們打算從西德外交部長根舍的經歷中查尋是否有不利於他的材料時,也給他起了個化名,叫鬱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後十分惱火。根舍自幼在東德的哈雷市長大,對我們的手法比較熟悉。他猜到自己會是我們嚴密監視的物件,因此平時與人交往格外謹慎。我們自然查了他個底朝天,閱讀了他寫給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來哈雷,均被置於監視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學時曾與蘇聯佔領當局有染後,我們徹底調查了此事。我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根舍年輕時沒有幹過任何見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應我們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黨後不久,即向我們提出一項不尋常的請求。他想成為東德統一社會黨的一名黨員。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為此徵求了熟悉黨章的同事們的意見。他們告訴我,嚴格地講,一個不是東德公民的人不能成為我們的正式黨員。連黨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為另一個組織注的冊:西柏林統一社會黨。
我反駁說,對一個獻身於我們事業的西德人,我們黨不能拒之門外。於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黨。經過了兩年預備期的考驗後,他從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成為黨內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百萬富翁黨員。我們讓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紅色黨證,但沒交給他,而是鎖進保險櫃裡,留在東柏林儲存。他顯得有點失望。我安慰他說:“黨證可不能走哪兒帶哪兒。萬一你的錢包丟了,落到警察手裡,發現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東德共產黨員那還了得!”
鑑於波斯特認識許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們決定給他派一名聯絡員,這樣他可以隨時把情報轉給我們。波斯特根本不認為自己是間諜,也不會接受任何秘密工作的訓練。聯絡員化名奧普蒂克,假稱當年從東德逃到西德。為了不引起外人對波俾特家裡住進一個陌生人的懷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師。然而奧普蒂克遠遠不止是一個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關係網。此外,德國工業學院和各企業家協會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況外,他還加入補充。以後他倆提供的情報量越來越大,我們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協助波斯特和奧普蒂克。
60年代初,我們開始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擔心。我發現,他對自己的私人秘書諾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動。這步失著恐怕與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關。身為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僱有成乾的職工,擁有數棟別墅,還有一架供他驅使的私人飛機,他以為生活就該稱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該忠貞不貳。可他錯了。
不過迄今為止,一切還算順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連幾個小時探討如何引導產業界和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爾斯坦主義設定的障礙。根據這一主義,西德不給予任何承認東德的第三國外交承認,迫使他們兩者之間必選其一。如此一來,大批國家紛紛卻步,只有親蘇聯的國家承認了東德。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與波斯特這樣的人保持往來有點像是一條與西德接觸的外交渠道,儘管西德當局並不知情。
當時西德的新聞媒體強烈反對緩和政策。波斯特建議辦一份新聞雜誌,促進兩個德國之間的緩和。我心裡直嘀咕,一個門外漢能搞起來嗎?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辦起一份電視廣播報副刊,起名叫《RTV》,以此為一份發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響的雜誌做準備。
1967年,厄運終於降臨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書諾伊曼出賣。令我們震驚的是,出來為檢察官作證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派去的奧普蒂克。無疑,這傢伙是為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後,在一項宣告中仍堅持認為,他與我們的合作不算背叛行為。他在這份富於戲劇色彩的宣告中說:
不錯,我是一個百萬富翁,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我既是德國自由民主黨黨員,又是德國統一社會黨(共產黨)黨員。我捐錢給自由民主黨人參加競選的同時,又向統一社會黨交納黨費。
我家在西德,去過東德討論政治問題。難道這有什麼大逆不道的嗎?
我的回答是:沒有!
可惜他的這一邏輯沒能打動西德檢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個月的徒刑。整個審判期間,波斯特始終舉止安詳。當問到與我的交往時,波斯特回答道:
“沃爾夫將軍待人和藹可親,又讓人覺得若即若離。他樂於開誠佈公地討論各種觀點,哪怕是與官方觀點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他和我是一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