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16部分 (第1/4頁)

的弗雷迪悄然無聲地以最快的速度溜進我的車裡。與此同時，我的司機坐到了他的駕駛座上。兩輛車關上前燈，駛離這一秘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攝影機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飛機完全看不到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識到這次行動大功告成時，興奮不已。“這比搞政治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餘興未盡的樣子。

因為可以超速行駛，我和弗雷迪在車上有足夠的時間交談。汽車沿著高速公路飛馳。我倆邊開邊聊。弗雷迪遞給我一些材料。我還可以藉此機會向弗雷迪面授機宜。下一個出口快到時，我們在夜幕的掩護下在另一處停車場停下車，等我的司機開著弗雷迪的車追上來。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車開走。不過這一把戲有個問題。除了我們外，玩弄這種招數的還大有人在。以後西德情報機構也開始加人了這一行列。還有數十個把東德人藏在車的行李箱偷偷帶到西德的組織。我方反諜報機構再度對這條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務站高度重視起來，網越收越緊。我擔心，高度警惕的東德反諜報人員遲早會察覺我與弗雷迪的會面。沒法子，我只好改變初衷，要求有關部門在我或我手下的人與間諜接頭時，暫時關上監測器。

這種辦法實行了一段時間後我又懷疑，西德情報機構已經找到了一種監視我們的新對策。如果我方的監視器關閉10分鐘或更長一點的時間，其中必然有詐。西德一側的邊防站就會隨之加強戒備。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做法，寧肯冒點風險，也不再事先通知反諜報機構。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無論是東德還是西德的反諜報人員始終被矇在鼓裡。不僅見弗雷迪用此法，見波恩的另一位有價值的耳目也照此辦理。這位名叫博爾姆的觀點開明的政治家向我們提供有關西德議會的情報。

弗雷迪幾年後因病去世。一次在過境高速公路上與我會面後，沒兩天即心臟病發作。他的體質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極其繁忙的政治活動，大吃大喝的生活習慣以及與我們的秘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儘管合作之初我們的關係疙疙瘩瘩，他從未流露出海意。他幹這一行幹上了癮，為自己是個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愜意。作為誠實的僱主，我們總是為間諜的妻子準備好一筆撫卹金，即使她們事先並不知情。弗雷迪就從來沒有向他的妻子透露過半點有關他與我們的事。為此我們只得派一個人把錢送給她，硬著頭皮向她解釋因為她丈夫生前曾為東德效過力。她是否懷疑過弗雷迪，我無從得知，但她聽到這個訊息後十分平靜。我從情報這一行學到的一點是：女人對自己丈夫的瞭解遠比她們丈夫以為的要深。

柏林牆剛修起後的一段時間裡，鄉下的部分地段的邊界仍有縫隙可鑽。我不失時機地向西德趕派了一批蒐集科技情報的間諜，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過充分的訓練。現在偽造身份更為困難。西德當局開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證明身份和履歷的詳細材料。西德藉助電腦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與其他國家或本國不同部門儲存的檔案資料做比較。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剛想出對付我方滲透的辦法，我們又有了新的對策。這是一場扣人心絃的較量。例如，我方的一個有利條件是，我們的人可以冒充死於德累斯頓大轟炸的人。可誰也無法擔保一位死裡逃生的倖存者哪天不會突然出現，戳穿我方間諜的假身份。隨著西德反諜報機構逐漸擴大電腦聯網並改進其功能，這種現象越來越頻繁。最終我們放棄了這種冒險的做法。

與此同時，我還要窮於應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統一檔案的人。我的頂頭上司，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千方百計想從我這裡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間諜情況的綜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絕了。這場拉鋸戰一直持續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驕傲地說，在我任職期間，整個情報局內沒有一份關於所有間諜的材料。我嚴禁用卡片索引或電腦光碟儲存所有情報活動的細節，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式。只有掌握了3到5個關鍵細節後，才能確定一個間諜的身份。每一個細節都需要在完全不瞭解其他細節的情況下單獨核實。我們的確建立了數十萬人的檔案卡片，其中包括許多酉德人。他們中有聯邦議會議員，企業巨頭，盟軍管制委員會的成員等等。每個處還儲存有我方人員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過60到100人，包括間諜、信使、耳目等。每張卡片上記有化名、地址、工作範圍和檔案號碼。這個號碼是指裝有某個間諜詳盡材料的全套檔案。每個處的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階軍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閱檔案都必須向這個保管人說明理由。戰時或局勢高度緊張時，保管卡片的軍官負責把有關間諜的檔案從國家安全部轉移到臨時的總指揮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