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9部分 (第3/4頁)

黨政權。

我們從安插在美國軍事代表團內的一名間諜那裡獲悉，起義前一週，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和在國務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諾曾到過西柏林（這個間諜名叫比爾克，任勞聯……產聯駐西德代表貝克的翻譯。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滲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會里。）我們還截獲了《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沃爾特。沙利文發給曼哈頓總社的一份電報。電文是：“如果沒有美佔區廣播電臺的鼎力相助，根本不會有什麼騷亂。從星期三早上五點起，美國設在柏林的宣傳電臺就開始向東德全國各地播放詳盡的指示。”

我們的任務是蒐集有關這次起義的背景的情報。至於我們的領導人根據這些情報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就不是我們分內的事了。烏布利希極為重視的一條訊息幾乎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西柏林工會組織計劃在6月16日這一天的晚上組織一次遊船活動，並邀請了部分東德獨立工會成員參加。我們的情報人員報告說，邀請不是透過信件寄出的，而是電話通知。邀請人每次打電話時都提到“汽船”兩個字。烏布利希馬上把這看成是6月17日起義的暗語。這種解釋顯然是對事實的誇大。

不無諷刺的是，這次起義反而鞏固了烏布利希的權力。經歷瞭如此嚴重的動盪之後，蘇聯人根本不可能會冒著讓局勢進一步動盪的風險把他搞下臺。而且貝利亞剛剛在斯大林死後的第一場清洗中被除掉。蔡瑟和德共機關報｛新德意志報）｝的總編魯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贊成改革。烏布利希於是有了把對手排擠掉的絕好藉口。倆人均被烏布利希的忠實追隨者取代。烏布利希本人則以斯大林般的殘酷無情開始清除反對他的人。

從此，一種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氣氛籠罩了東德。以後的年月裡，東德人始終生活在這一陰影之中。我當時已感覺到了這一點。但我的世界觀和信念依然不變。西方讀者對此可能會迷惑不解。在親眼目睹了街頭流血和烏布利希對我們明知是正直的人們進行清洗之後，為什麼我們沒有想過與他拉開距離或是進行抵制？根據列寧死後所有共產黨遵循的理論和實踐，任何公開批評現任黨的總書記的人，都是階級敵人的幫兇。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這好比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對上帝表示不敬。

遭清洗的人對烏布利希強加給他們的各種罪名沉默無語。只有經歷過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懂得黨的約束力量的人恐怕才會理解，為什麼這些人不為自己辯護。他們畢生為革命事業奮鬥，現在與黨抗爭將意味著與過去徹底決裂。沉默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們深知事情已無可挽回。開口申辯結果只能更糟。

赫恩施塔特和蔡瑟也加入了烏布利希鞏固權力過程中眾多受害者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赫恩施塔特曾效力於蘇聯軍事情報機構格魯烏，在華沙建立了一個出色的情報網。他吸收的兩名間諜，他的第一任妻子伊爾莎。施特伯和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外交官凱格爾，曾及時提供了德國定於1941年進攻蘇聯的情報。得知自己過去作出的貢獻如今已被一筆勾銷，他一定痛苦萬分。我對赫恩施塔特滿懷同情。雖然他在東德被打入了另冊，但在我的爭取下，80年代我們拍了一部反映他在情報工作上的卓越貢獻的紀錄片給年輕的情報人員看。儘管得不到官方的承認，至少他在間諜中將受到懷念。

多年後，我讀了赫恩施塔特在位於梅澤堡的國家中央檔案館工作期間寫的日記。人們可以從這本日記中感受到他苦苦思考一個不斷出現的疑問：“難道我比黨更聰明嗎？”雖然他受到黨的迫害並對官方推行的那一套僵硬理論的後果看得很清楚，這個疑問仍在折磨著他。和蔡瑟、阿克曼一樣，他把種種疑問埋藏在心裡，只在筆記裡記下自己的心路歷程，留給後代。在他之前，無數的共產黨員默默地忍受了屈辱。赫恩施塔特也不例外。他們都嚴守一條共產黨員的基本準則：永遠不做對黨不利的事。

沒有一個人想過向那些惡毒攻擊我們用鮮血換來的政權的敵人提供炮彈。知識分子還要多一層精神負擔。他們總是試圖博得一個致力於工人階級勝利的黨的信任。我父親和其他作家、思想家經常在黨的會議上小心翼翼地回答嚴厲的質問。在東德，“知識分子”一詞無論在黨內還是在國家安全部內都帶有貶義的意味。許多人為了表白自己沒有“脫離群眾”或“驕傲自大”，拼命強調工人階級的領導，對打著工人階級旗號所做的種種蠢事忍氣吞聲。不承認這種心態的巨大影響，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在以後的歲月裡始終信仰不變。 蔡瑟被解除安全部部長的職務後，我本人的工作以及我領導的局都發生了變動。我仍留在情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