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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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9處處長解職，並指派專人調查此事。他在一次會議上嚴厲告誡安全部的工作人員要奉公守法，始終尊重公民的權利，並呼籲加強對調查人員的監督。“供詞不能取代獨立取證，”他吼道。“我們決不能搞寧肯錯捕一個，不使一人漏網那一套。”我們大家聽後面面相覷。這話是從米爾克嘴裡說出來的嗎？不過他訓完話後結尾的幾句令我們放下了心。“同志們，敵人就是敵人。對他們決不能有絲毫憐憫。”至少我們知道米爾克精神沒出毛病。

米爾克自己是否認識到ASA鬧劇是他向部下施壓的結果，我不得而知。9處在蘇爾地區的所有高階官員均被悄悄撤換。不過應對此案負責的人中沒有一個受到懲罰。顯然，部長大人覺得還是不聲張為好。 從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和平運動風起雲湧。無論東德還是西德政府均面臨巨大壓力。原本對抗議活動不感興趣的公民出於對核衝突的擔心，反核情緒日益高漲。30萬人湧到波恩，參加抗議北約在歐洲部署核導彈的和平示威。西德國內的這類反核活動正中我們下懷，因為這會給北約決策人帶來複雜的政治因素。西德的領導人面對這種政治壓力常常十分惱火，轉而指責我們煽動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操縱和平運動。

事實上，西德境內的和平示威活動的確得到了東德的資助。與此同時，我們自己也有一本難唸的經。既要設法支援西歐的和平運動，把它作為反對華盛頓的宣傳武器，又要竭力壓制本國的和平團體，把它們的宣傳斥為“意識形態上的旁門左道”，處境頗為尷尬。像在波恩和英國的格里納姆一康芒舉行的那樣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蘇聯陣營內是絕對不允許發生的。不過我們意識到，和平運動已在我們各自國家內生根，構成了對蘇聯勢力的挑戰。和平這一主題尤其令東德領導人坐臥不安。他們一向認為，和平是共產主義的理想。1980年蘇聯在東德部署SS…20導彈後，當地東德居民憂心忡忡。對核導彈的共同憎恨開始使長期分割的東西德人民走到一起。和平課題還使人注意到東德社會中人民更廣泛的不滿情緒。教會的不少教士成了和平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們躲在幕後出謀劃策，打著反對核政策的幌子積極引導抗議活動，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不僅如此，和平運動還把一批積極支援蘇聯和東歐國家內持不同政見者的知名文人學者推到了前臺，如流亡美國的索爾仁尼琴、和索爾仁尼琴一樣被剝奪了國籍的東德著名歌手和詩人比爾曼、西德、諾貝爾文學獲獎人海因裡希·伯爾等。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政治局擔心，人民可能會在其他問題上對共產黨政權發難。西德和平運動中的一些頭面人物也令我頭痛不已。自從1975年蘇聯簽署了赫爾辛基人權協定後，東歐國家越來越難於拒絕這樣的人入境。

作為熟悉西歐政治氣候的外國情報局局長，我的任務是研究裁軍運動對北約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並探討東德如何利用西方國家在這一牽動感情的問題上產生的裂隙。

西德經歷了1968年的學潮後，一批與德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國和平同盟。這並非是我方精心策劃的結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與東柏林很樂於看到左翼積極分子成立這樣的團體，然後靜觀其發展。連我也為這類團體宣傳的觀點在社會上如此迅速紮根感到驚奇。我在二份給下屬的備忘錄中寫道：

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人的價值觀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對社會上的這部分人來說，個人的榮華富貴越來越不重要。關心人類的命運，聲援正義事業並追求一種“同感”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同感”是指同屬於一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和理想截然不同的團體。

西德青年價值觀的轉變給我們發展間諜提供了新的機會。為了謹慎起見，我們決定不在和平運動內部發展間諜。幹諜報這行，隨時都會有意外發生。如果人們發現反核抗議運動中的頭面人物受了我們的利用，他們就會威信掃地，被追隨者和公眾視為蘇聯的小走卒。有幾次我們確實試探過有可能為我們做事的人。如果他們同意，我們會建議他們今後避免過多地卷人反核運動。這樣做還有一個明智的理由：主張裁軍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國反諜報機構的監視，看他們是否與可疑的人有來往。

在這場核威懾理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較量中，公眾輿論如何看待莫斯科和華盛頓的意圖至關重要。我們的重點是反擊美國人宣傳的蘇聯威脅論。有一個組織在這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組織名叫將軍爭取和平運動，聽上去簡直自相矛盾。它不過是和平運動中一個小小的分支。別看它人數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