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34部分 (第2/4頁)

蘇聯陣營內的諜報機構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們時刻受到來自上面的壓力，必須找出西方罪惡行徑的證據以供我方對敵宣傳用。冷戰期間雙方的宣傳戰披上了一層善惡之爭的道德外衣，從而掩蓋了冷戰實則是一場技術和軍事競爭的實質。為了爭取鐵幕兩邊的公眾，雙方拼命把對方說成是魔鬼。如此一來咱己則是替天行道，而對方卻是無惡不作。 這種做法產生的一個最惡劣的後果是，一些諜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證明他們對敵人進行了有利的反擊，有時竟然弄虛作假。比如，蘇聯駐外使領館裡的諜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表功，有時謊稱，他們與某某間諜或耳目接頭。其實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來的。 這種把戲在外國情報局內用不了多久就會露餡。情報局收到間諜和耳目遞送的情報後，立即送交有關人員仔細加以分析。對來自各條渠道的一手情報比較對照時，這類胡編亂造極易露出馬腳。相比之下，反諜報機構人員更容易弄虛作假。米爾克為了向蘇聯人和我國領導人表白，肅清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的西德特務全靠反諜報機構的努力，不停地給下面的人施加壓力。1979年，這種局面終於引發了ASA事件。

有時候，叛逃到西德的東德軍人發現那邊的生活並不像電視裡看到的那樣輕鬆誘人，於是又跑回東德。這種人的日子很不好過。一方面，考慮到可以把這些人作為絕好的反面教員，給潛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鐘，東德允許他們返回。另一方面，政府卻不再信任這批人。為了得到像樣的住房和工作，他們不得不接受嚴厲的盤問，證明自己這一次決不會再背叛社會主義祖國。用不著懂弗洛伊德的學說即可看出，這批人此時極易受人擺佈。

盤問他們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諜報機構中徵募特務的官員是否曾經找過他們。如果找過的話，又採取了什麼方式對他們進行拉攏的。可惜安全部第9處在蘇爾地區的分處（第9處負責審訊）什麼也沒問出來。當地諜報官員盤問過的人中，沒幾個人見過西德徵募特務的官員。即使見過，也不過是一般官員，9處的頭子覺得根本引不起東柏林總部的注意。

一天，兩位中級官員彙報說，他們剛盤問過的一名東德叛逃軍人供認自己被美國人收買。這比找到一個只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據這兩位官員講，此人在收容叛逃的東德人的營地接受了美國人的從事顛覆和破壞行動的訓練。多年來，我們一直宣傳西方密謀在東德境內搞破壞。現在這種宣傳可算開花結果。此人還交待說，美國人稱每個受過訓的東德人為“特殊使命特工”，德語裡簡稱ASA。

這個詞本應立即引起人們的警覺。首先，它聽上去德國味很濃，不像是美國人用的。說得具體一點，它很像是東德使用的那種沒有檔次的虛浮文體。返回的叛逃人員對審訊人員的暗示心領神會，明白他們的交待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於是趨之若騖，紛紛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總部的9處以及它在各地的分處也先後加入到這場遊戲中。波羅的海羅斯托克地區的9處人員甚至稱一名ASA分子交待了有關一艘神秘的潛艇的情報。

米爾克聽說後喜笑顏開。他一直警告說西方國家試圖在東德內部興風作浪，並主張對東德人民嚴加監視。現在終於得到了證實。一次米爾克在我陪同下與安德羅波夫會晤時炫耀說，他掌握了西方計劃對東德搞破壞的重要情報，然後將一份有關美國一艘小型潛艇行蹤的絕密檔案交給了安德羅波夫。他警覺地瞥了我一眼，強調說，這份檔案是他主管下的反諜報機構搞到的，與我們外國情報局無關。

誰也沒敢問蘇聯人如何看待這份檔案。因為這次會見後不久，東德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裡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說，馬上會爆發一場醜聞。國防部裡海洋及戰略方面的專家分析過這份材料後指出，美國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沒有能力把一艘潛艇派到這名ASA人員聲稱他見到它的水域。隨後，ASA分子交待的供詞如多米諾骨牌紛紛不攻自破。發現這一切純屬虛構的不是反諜報機構內的調查人員，而是大名鼎鼎的律師福格爾。此事敗露前，上面指派他擔任不幸的ASA人員的辯護律師（這些叛逃人員因供認參與了所謂的ASA活動而得到寬大處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審判）。福格爾仔細閱讀了這些人的案卷後發現，大部分供詞都是9處人員自己加進去的。更有甚者，9處的高階官員看來根本不相信有ASA這回事。然而面對下面人員的紛紛報喜，又為了取悅喜歡聽到這類供詞的反諜報機構總部裡的上司，他們無力或不願意及時制止事態的發展，以致後來越演越烈。

米爾克閃電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