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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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智囊和主將是一個叫卡德的人。他曾是西德海軍陸戰隊的一名軍官，後來成為漢堡大學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論述和平問題的多產作家。他對德國和美國軍界和軍工界上層人士之間的瓜葛做過認真的研究。國防軍工業部門視他如鯁在喉。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宗旨與歐洲形形色色的爭取裁軍的組織無甚不同。但呼籲和平的示威者一向對軍人十分崇拜。這9位將軍很快發現，他們在和平運動中幾乎被崇為偶像。9個人都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多數人身上還留下了傷疤。這使他們具有一種和平示威運動的年輕領導人所不具備的權威。他們在自己生涯的巔峰時期還參與制定了核威懾理論下的戰略計劃，從而說話更有分量。誰也無法指責他們信口開河。

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主要是靠卡德和馮·邁恩費爾特一手籌辦起來的。其實卡德的許多想法和點子源於莫斯科。東德外國情報局還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經費以及其他方面的協助。卡德在這一組織內外的朋友和同事一直被矇在鼓裡。倘若知道的話，一定會大驚失色。

我並沒有指示部下滲透到將軍爭取和平運動中。我不需要這樣做。第10處內特別工作組的高階官員知道，他們的任務是以迂迴手段幫助西方任何可能為我所用的團體。考慮到將軍爭取和平運動反北約的立場，加之它在公眾中享有的威信以及在新聞界的知名度，選擇它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1980年年底，一名下屬向我彙報了他們處的一大收穫。他們透過漢堡的一個關係與卡德接上了頭。卡德提出與我們見面。我們外國情報局於是派了兩名官員以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工作人員的身份去見他。我們偶爾利用這塊招牌做掩護。它的好處在於，一個西德人如果對東德稍有了解或是哪怕多點常識的話，也會猜出他是在與東德外國情報局打交道。這樣可以避免對方因我們公開身份感到尷尬或害怕。我們隱蔽自己的手法既有暗的，也有明的。不像美國人，好像動不動就亮出自己是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的人。

見過幾次面後，我的下屬給卡德起了個化名，叫超一流。這不意味著已把他當做一名間諜。按照慣常做法，對我們正在秘密調查的人，均以化名稱呼。不過根據給卡德起的這個化名判斷，我的部下認為已同卡德做成了一筆交易。卡德談到了將軍爭取和平運動，表示需要經費公開宣傳他們的觀點以影響公眾輿論。經過協商後我批准每年資助他們一筆錢款。

這筆錢直接付給卡德。雖然數額有限，但由於該組織人數很少，也算得上是一筆可觀的補貼，用於支付外出旅行和出版費用。與此同時，卡德還同蘇聯國家安全部的外國情報局牽上了線，並根據同克格勃人員商討的結果起草了宣傳要點。這一檔案確立了該組織活動的基本方針。 這並不意味著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成員都知道卡德與外國諜報機構的關係，或者該組織的所有檔案和宣告都是受了莫斯科或東德的影響。這批將軍的所作所為皆出於信念。不過他們的確常常採納卡德提出的觀點。以巴斯蒂安1987年在東柏林接受電臺採訪時的回答為例：

採訪人：你是否認為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發言有助於鞏固和平的勢頭？

巴斯蒂安：是的。我認為莫斯科最近提出的建議非常具有建設性。希望西方國家能夠對此做出積極的反應。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跡象，只不過目標還不夠明確。希望今後再進一步，在本屆總統任期內能夠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具體的一步：從歐洲撤出核武器。

巴斯蒂安是否知道將軍爭取和平運動的經費來源，我無法確知。但與卡德關係密切，從一開始就參與籌建該組織的邁恩費爾特更有理由懷疑克格勃和東德安全部插手其間，如果不是知情的話。

自從1992年巴斯蒂安和情婦凱利不幸身亡，很可能是雙雙自殺以來，研究人員、朋友和記者圍住我不放，追問巴斯蒂安自殺並殺死他的情婦是否與公開國家安全部的檔案有關。就我所知，巴斯蒂安的檔案裡除了他們訪問東德時觀察到的一點情況外，沒有別的內容。他倆在綠色運動裡的一些盟友懷疑涉及他倆的檔案已被銷燬。對此我想指出，1989年＊月至1990年1月，一批高度敏感的情報檔案被銷燬。據我所知，這批檔案只涉及最重要的間諜或耳目。巴斯蒂安與凱利的檔案不屬於這一類。1995年12月，卡德在柏林去世。生前他始終不承認他與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有染。死後他以一名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