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31部分 (第2/4頁)

關安德羅波夫的片斷有助於消除西方人士對他懷有的困惑。一方面，他被描繪成不露聲色的開明人士，甚至還是爵士音樂的愛好者；另一方面，西方分析家又難以把這種看法與他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的強硬態度聯在一起。這其實是不得要領。我可以證明，安德羅波夫確實贊成改革，但不會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會認為這樣做將導致混亂。安德羅波夫的改革會是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伴隨著自身不可避免的種種侷限性。但我認為，這種改革會更加有條不紊，更見成效。

我對安德羅波夫的敬佩並不意味著他對我總是有求必應。1978年我設法透過雙方交換被捕間諜救出紀堯姆即是突出的一例。我當時揣度，波恩只有從蘇聯那邊換回一條大魚，恐怕才會交出紀堯姆這會抬高他們作為全球外交遊戲中主要一員的身價。同時，考慮到西德國內政治的需要，我們還可以再搭上幾名被捕的西德間諜，以增加這筆交易對西德的誘惑。我在一個信封背面漫不經心地寫下可能交換給西德的人的名字，不禁意識到這筆交易的關鍵，也是難題，繫於夏蘭斯基。更確切些說，繫於克里姆林宮與他結下的不解之仇。

夏蘭斯基連續5年為爭取蘇聯猶太人的權利奔走呼籲，與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一道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心目中的偶像式的人物。疾惡如仇的索爾仁尼琴著有描寫政治犯流放生活的《古拉格群島》一書。薩哈羅夫是一位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蘇聯的原子彈之父，後來投身人權事業。夏蘭斯基獲此名望既是個人魅力的結果，又有幸運的因素。他碰巧遇到對他深表同情的記者。像他這樣執著的持不同政見者蘇聯又何止幾百。可他們卻默默無聞。這名靦腆的學者因為名揚海外成了克格勃和蘇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我很熟悉莫斯科對付敵人的做法，知道他們常常以驅逐不喜歡的人了事。索爾仁尼琴被押上了飛機，送到西德。薩哈羅夫被流放到國內的高爾基城（安德羅波夫的決定）。所以幹嗎不照章辦理，把夏蘭斯基也驅逐呢？然而安德羅波夫不這樣想。

“沃爾夫同志，難道你看不出發出這樣一個訊號會帶來什麼後果嗎？”他回答說。“此人是個特務（安德羅波夫認為夏蘭斯基與中央情報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猶太人，在為猶太民族說話。我們國家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大多了。倘若現在對猶太人讓步，下一個又該輪到誰？伏爾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還是卡爾梅克人或車臣人？”

安德羅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園的少數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將潛在的敵人從他們的故土上連根拔掉。克格勃用“異己分子”一詞形容這些少數民族。我以前從未聽到過這個詞。蘇聯領導人覺得這些少數民族心存不滿，腦後有反骨。據安德羅波夫估計，這批人的人數高達850萬。

“在眼前困難的條件下，我們不能輕率地試圖解決所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果同時開啟所有閥門的話，人民發洩起不滿來會勢如雪崩，一發不可收拾。”安德羅波夫又解釋道。安德羅波夫終於向我吐露了真言。蘇聯人在人權問題上頑固不肯讓步的真正原因原來是害怕，害怕過去斯大林將國內少數民族視為異己的做法會激化蘇聯的民族矛盾。夏蘭斯基於是不僅是蘇聯猶太人的象徵，而且也會成為許許多多“異己”民族的象徵。

今天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夏蘭斯基是中央情報局的人。然而當年安德羅波夫對這一點堅信不疑。他尤其沒有任何必要對我撒謊。除了懷疑夏蘭斯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外，安德羅波夫還有更重要的考慮。他如此坦率地談到蘇聯隱含的少數民族問題，令我大為吃驚。安德羅波夫接下去說：“夏蘭斯基會成為所有猶太人的一面旗幟。由於過去斯大林的排猶行為，這些人對蘇聯國家積怨甚深。他們在國外還有著勢力強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釋放他的時候。”談到蘇聯的衰弱時他同樣坦率。他提起14年前我倆見面時他曾說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標誌著蘇聯開始走下坡路。

我幾次試圖說服安德羅波夫同意交換夏蘭斯基，都失敗了。一聽到夏蘭斯基的名字，他就變得焦躁不安，大聲說：“他是個特務。沒什麼好講的。”我們的談話就此告終。

最終，紀堯姆還是因健康欠佳的緣故提前獲釋（他和安德羅波夫一樣患有腎病）。不管西德人多麼不情願，他們不得不算一筆賬。倘若紀堯姆死在獄中，他們用這具屍體是換不回己方有價值的間諜的。此外，昂納克接替烏布利希後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並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決，否則他也許會限制交換俘虜以及兩德之間家庭成員的團圓。